纳西族地区的石棺葬以西北地区草原文化为主要特征，并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和溯金沙江不断北上的云南原始文化。从年代上推测，目前经过碳14测定的仅有德钦纳古石棺墓，为±10年，此为上限，从铜柄铁剑、车马饰物及海贝等作比较，其下限可定为西汉中期。

漾西村一瞥

云南纳西族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

木基元

在祖国大西南滇、川、藏三省交汇的金沙江畔、玉龙雪山下，长期生活着一支历史悠久的民族——纳西族，这支氐羌族群的后裔，创造了世界上罕见的象形文字及其所构成的纳西族东巴文化。近些年来，在纳西族生活的区域内出土颇为丰厚的文物资料，生动地映证了该地区社会生产生活的历史面貌。一、“丽江人”的发现，揭开了纳西族地区古文化研究的序幕

年春，在丽江县城东南丽（江）鹤（庆）公路11公里附近的漾西木家桥，发现了三根人类股骨化石及一批古哺乳动物的遗骸，经鉴定，认定属于男性。年3月，出土了一具人头骨，属少年女性。所出土的少女头骨被定名为“丽江人”，距今约10～5万年，属晚期智人，头骨形态与现代人十分接近，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

“丽江人”遗址标牌

伴随“丽江人”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如鹿、牛和云南早已绝迹的犀牛，标明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并发现了一块已吸过脑髓的动物遗骸，可能是“丽江人”的残羹。值得注意的是，与“丽江人”同时出土的一个角器，系鹿角主干制作，两边钻孔，尚未钻通，疑为“丽江人”所制造的工具，被认为是云南迄今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唯一的角器[1]。

“丽江人”头骨

年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卫奇、黄慰文二先生对木家桥进行了细致的科学考察，发现了二十件石制片，均为燧石制品，包括石片、石球和石核。这批石制品材料虽采自地表，但从所采集的位置及本身的染色体和附着物来综合研究，他们断定为确切地层里的产物[2]。

“丽江人”化石地点迄今已发现的石制品，其岩料广泛分布于丽江盆地四周古老岩层中，可以确定为上更新统地层里的产物，类型较简单，但这是中国西南部横断山脉地区一批不可多得的旧石器材料，特别是当中数量较多的石球，对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有较强烈的影响。

“丽江人”遗址出土的石球“丽江人”出土后，学者们作了精心的研究，并持之与四川资阳人、广西柳江人作了比较，发现了“丽江人”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如额面上部扁平程度及最小额宽等等，都强有力地证明了数万年之前西南地区的古人类与内地古人类某种内在的联系。在“丽江人”化石地点发现了在国外普遍存在，但在国内只有华北一带才有的石球，这种出现于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又作为某种文化联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对西南旧石器文化与华北地区的密切联系更增强了新的证据。

“丽江人”的发现，扩大了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分布范围，充分论证了西南地区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丽江人”遗址出土的鹿角

二、星罗棋布的新石器文化年，云南省博物馆在维西县戈登村发现了新石器洞穴遗址，发现灰土和大量兽骨，采集到石器、陶器、骨器等，其中石器多为磨光，有石斧、石刀、石箭镞、石针、石球、石饰品等，陶器有夹砂深灰及夹砂褐红穿孔陶片、网坠等，在骨器中还发现有磨光骨管及骨凿各一件[3]。年，又在宁蒗永宁乡皮匠村采集到了一批新石器，多为长梯形石斧。

近十余年来，文物工作者先后在丽江金沙江沿岸的石鼓、巨甸、热水塘、老八课、永胜马军河、宁蒗金锡、四川盐源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文化遗物，尤以丽江县大东乡热水塘、老八课采集物较多，且特征较为突出。

大东热水塘等地出土的新石器（转拍自玉龙县委县政府编《玉龙往事纪念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成立五十周年》）年底，热水塘村村小背后的崖壁上，发现了一块古生物化石，经鉴定属于鹿类下牙床化石，其年代不会晚于四、五十万年，其地质年代即新生代第三纪，也即生物的哺乳动物时代。年，在同一地点又挖掘到结合在岩石内部的古生物化石，岩石表面尚存火炭灰烬，一刮便出炭屑，据地质工作者鉴定为木家桥间冰期的石灰华。年10月，由省、地、县三级文物干部组成的丽江地区文物普查队在该两处遗址考察时，采集到了11件新石器文化遗物，其中石斧9件，石锛与石凿各1件，均为长梯形，多选用河滩鹅卵石磨制而成。据研究，与元谋大墩子出土的器物相同，应属于金沙江中上游新石器文化类型[4]。在离县城公里的西北隅巨甸古渡，文物工作者采集了三件红铜斧，火候不高，空心，皆采自地表，又在附近陆续采集到几件石斧，无其他共存物，尚不能确定是否属于金石并用时代，但它给我们对纳西族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年，丽江县九河乡龙应村的社员向文博部门捐献了一颗石器时代的骨针，表明了在新石器时代该地区已有了渔猎经济的萌芽。纳西族地区各处所采集到的新石器，多为石斧，石质不一，从其器形、风格上来看，与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同属一个类型，可以看作是某种文化的内在联系。三、青铜文化的重要发现纳西族地区的青铜文化是洱海文化、滇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结晶，石棺葬和铜鼓是极其重要的两个发现。1.石棺葬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石棺是我国古代边地民族常见的一种葬具，它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经历时间最长且达到鼎盛的阶段是在铜器时代。它通常是挖一个长方形的墓穴，用石板镶边，再放入随葬品。近二十年来，这种以石材作为葬具的独特墓葬陆续发现于我国西南部横断山脉地带、金沙江河谷纳西民族居住的地区，文物工作者对此进行了多次调查，并作了初步研究[5]。五十年代初期因平整凤山坡作石鼓粮管所地基而挖到了一座石棺墓。自七十年代开始，特别是年以来，先后在德钦纳古、中甸尼西、丽江古渡、格子、红岩、石鼓、桃花、大具、长水、永胜涛源、河口、华坪湾潭、四川木里、盐边、盐源等地发现了一批石棺墓。

综合这批石棺墓的共同特征是：墓地一般都在濒临江河的缓坡上，背后是连绵的山脉，墓向多为死者的头部枕着山岭，脚向江河，墓四壁多用规整的板岩石砌筑，有盖无底或有盖有底，棺长一般为～厘米，宽50～厘米，高40～60厘米，依据墓主生前地位的高低，多寡不一地随葬一些器物，从葬式观察较为丰富，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俯身直肢葬、解肢葬和二次葬等等。

格子石棺墓出土器物（转拍自玉龙县文管所编《丽江金沙江河谷石棺墓调查》）

从以上墓地出土及采集到的器物，主要为铜器，陶器次之，有个别墓中也发现石器。铜器中主要为兵器，以剑、矛、削及车马饰为代表器物，如洱海文化的典型器物，“山”字格青铜剑、滇文化的铜柄铁刃剑、茎首作双圆饼剑及曲茎剑，与内蒙古杭锦旗、和林格尔、河北怀来和永胜金官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对称半环耳的柳叶形矛也与辽宁宁城南山根石椁墓所出者相似，其他如铜镯、铜泡、刀削与滇池文化、北方草原和东北青铜文化之间皆有一定的承袭关系陶罐中以双耳罐居多，多为大鋬耳，上接口沿，下接肩腹，亦即齐家文化的主要代表安福拉式双耳陶罐。这些双耳陶罐与德钦、四川茂汶及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所出土者相似。纳西族地区石棺葬文化同西南地区各地的石棺葬文化一样，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如大具采集到的铜钺就明显地带有中原文化遗风，所受到的北方草原地区甘青文化的影响就更为强烈。众所周知，青海、四川交界上的橫断山脉历来是南北民族通行的走廊。“若将青海湟中地区的文化与石棺葬文化稍加比较，可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先后承袭关系，如卡约文化的骨管、铜管、铜泡和常见的双耳罐等，是与石棺葬文化的同类器物甚相似的，联系到岷江上游其他地方出土的陶器，与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的相似，则对石棺葬文化的主人是西北的古羌人南移一支的分析，应该是能够成立的”[6]。显然，这一地区的石棺葬以西北地区草原文化为主要特征，并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和溯金沙江不断北上的云南原始文化。从年代上推测，目前经过碳14测定的仅有德钦纳古石棺墓，为±10年，此为上限，从铜柄铁剑、车马饰物及海贝等作比较，其下限可定为西汉中期。2.铜鼓的发现及其研究年云南省博物馆在楚雄市东南万家坝发掘古墓葬中，发现了距今约年的四面铜鼓，学术界认为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古老的铜鼓，并定名为万家坝型铜鼓、年4月，在丽（江）永（胜）公路77公里侧严家菁，永胜县金官镇军和办事处一农民在开挖承包田时发现了两面铜鼓及一只铜杯，据研究是万家坝型，为春秋末期至战国初年的文化遗物[7]。年底，四川省凉山州文物工作者在川滇交界的盐源县双河乡毛家坝村石棺葬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一面战国时期铸造的万家坝型铜鼓，其鼓面纹饰似与古代祭祀中的“祝殖”有关[8]。四十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云南是世界铜鼓的重要发源地，迄今为止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只有20多面，永胜、盐源铜鼓的发现，充分证明了云南型铜鼓的北传路线。四、铁器及南诏等时期文物的发现与研究1.“蜀郡”铁锸的发现

年，在与四川木里、云南宁蒗隔江相望的丽江县奉科乡达增课村，发现了两面合在一起的东汉铁锸，上书“蜀郡”字样，并有“千万”二字的合写“”。六十年代初期在四川省木里县博瓦镇发现过“蜀郡”铁锸，滇东北昭通梁堆墓中也于四十年代就发现了这一器物，而在滇西还是首次发现。

“蜀郡”铁锸（转拍自玉龙县委县政府编《玉龙往事纪念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成立五十周年》）根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西汉初年“西南夷”尚未开拓时，蜀郡商人便已把大量的铁工具向僰人中倾销。汉武帝时开通西南夷，命唐蒙及司马相如主事修通“南夷道”及“西夷道”，还大量地从内地迁移汉族人口到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自觉地依顺了汉王朝统治，接受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及生产工具。同时向内地交换牦牛、名马和其他土特产品，互通有无，促进了内地和边区的发展和繁荣。丽江、木里等地发现的“蜀郡”铁锸就是东汉时期著名的铁城临邛（今四川邛崃）铸造的铁器，经开通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西南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销往西南夷各地。2.纳西族火葬墓的调查与研究考古学家们先后在丽江县白沙乡龙泉村、白沙村、九河乡中和村等地发现了一批火葬墓[9]，一般都是人死焚化后取若干骨头或骨灰放入罐中埋葬，个别墓地表尚存基幢，上书“追为亡人阿××神道”……年款多落明代。葬罐色质多为灰白色，上有花纹，刻有十二属相或八卦，有的葬罐还有人为穿凿的孔隙，以便让死者的亡灵自由出入，个别葬罐相互套用，罐内存朱书梵文，并有海贝若干枚，底部垫有铁片，与西昌火葬墓墓底所发现的八角形铜饰一样。纳西族火葬墓还印证了云南的历史，成为重要的文物资料。丽江九河乡中和村火葬墓地，发现了一批大理国时期的残砖，上有梵文，间夹汉字，上书“追为高踰城和高福善”“高踰城和神道”“高踰城和高政”“追为高踰和及战亡等”……砖色青或红，一般高18、宽15、厚4厘米。

地方文物工作者还在丽江金沙江河谷地区的格子、土可等地发现了南诏时期的有字瓦，充分印证了唐樊绰在《蛮书》所写的一段史实：“磨些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明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南诏既袭破铁桥及昆明等诸城，凡虏获万户，尽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从而足以证明南诏势力统治这一地区后，把自己的生产技术也渗透、传播到了这地区。

宝山州印

年，丽江城内还发现了明永历帝朱由榔铸造颁布的“宝山州印”，为云南所稀见；这枚“宝山州印”，质料为青铜，表层留有铜绿，无附着包装物，因出土时用板锄挖开，印柄及印被面有损痕，基本完整。此印呈正方形，边长7.5、厚度1.3厘米，净重克，印柄长8厘米，柄上下均为椭圆形状，柄尾直径2厘米。印正面为小篆体“宝山州印”四字，正方形排列，字边长5.5厘米，印文采用阳刻形式铸成。印被面除有长印柄外，还右刻直书二行，字体均为正楷，阴刻，其书一行曰：“永历十年九月日”，另一行曰：“礼部造”。左刻直书四字为“宝山州印”。印被面正上方，从右至左，还有横书一行曰“永历叁仟伍百拾柒号”。永历是桂王朱由榔的年号，朱由榔是明亡之后的“南明四王”之一，时间与（清顺治十三年）也即印文所述的永历十年能够吻合，可以佐证铸造和颁布这枚印章的地点在云南省，即证明该印的颁发时间正是永历帝流亡云南的时期。明时设丽江军民府，领四州一县，宝山州即为其中之一，其辖地即今丽江县大东、大具、鸣音、奉科一带，为丽江的重要关口。“宝山州印”的发现，为研究明史，研究永历帝在云南的踪迹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金沙江岩画截图

年以来，在金沙江著名景观虎跳峡两侧陡峭的山崖上，丽冮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文物工作者先后发现了大面积的崖画，从人物、动物的图形画面中，使人们的思绪拉回到了数千年的狩猎经济时代，一些专家在仔细踏访之后认为，画面中那神秘莫测的文字符号，正是那使人惊叹不已的纳西东巴象形文字[10]。虎跳峡崖画的发现，进一步扩大了云南崖画发现的范围，为多角度深入研究纳西族的历史文化增添了重要的文物资料。纳西族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滴水见太阳，使我们欣慰地看到了南方各民族地区不断挖掘优秀文化遗产，壮大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之缩影！[1]李有恒《云南丽江盆地一个第四纪哺乳类化石地点》，《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5卷2期，年；云南省博物馆《云南丽江人类头骨的初步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5卷2期，年。[2]卫奇、黄慰文《丽江木家桥新发现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年第3期。[3]熊瑛《云南省维西县发现新石器时代居住山洞》，《文物参考资料》年10期。[4]张兴永、贺世熙《丽江金沙江流域发现新石器》，《云南日报》年11月9日。[5]木基元《丽江金沙江河谷石棺葬初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年第1期。[6]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第页，四川民族出版社年版。[7]木基元《云南型铜鼓传播路线新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年第4期。[8]刘世旭《四川盐源县毛家坝古墓葬出土早期铜鼓的初步研究》，香港《中国文物》年第6期。[9]有关著述参见李家瑞《滇西白族大葬墓概况》，《文物》年第6期；孙太初《云南西部的火葬墓》，《考古通讯》年第4期；方国瑜《明十和院墓葬考》，《丽江文史资料》第二辑；木基元《纳西族地区火葬墓概述》，《云南文物》第1期。[10]和力民《云南丽江金沙江虎跳峡两侧发现大面积崖画》，《新华文摘》年第1期。木基元，男，纳西族，丽江人。西南林业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办公室主任、教授，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致力于民族学、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已出版专著6部，发表论文余篇，年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先后主持完成省(部)级项目6项，获列“百人百部丛书”，两次获省社科成果奖。发文期次第期执行主编和志菊责任编辑杨杰宏文章原载《南方文物》年第2期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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