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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的历史，沙地人从何而来生活在沙地的人，俗称沙上（沙地音读“浪”）人。那么，沙上人究竟从何而来？这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有人说，沙上人都是外来的移民。这话不错。但是同属沙地的人，其方言和习俗却也有些不同。可见，沙地居民的由来也是有区别的。要晓得沙地居民的由来，先得搞清沙地的成因。滚滚长江，浩浩荡荡，从上游带来了大量泥沙，到了喇叭形的宽阔江口，沉积下来，逐渐形成了一块又一块沙洲。年复一年，沙洲与沙洲、沙洲和大陆相连，大陆不断向外延伸，形成广袤肥沃的沙地。如今的南通就是大约在南北朝时形成的沙洲。根据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这块沙洲叫“胡逗洲”，后来“胡逗洲”和附近的南布洲等小沙洲连成一体。从海安青墩新石器遗址考古发现，沙地历史悠久。如今的启东是最年轻的沙地，是近多年内由沙洲之间的泓道封淤而联并成陆的。启东这一带，古称“东胜瀛洲”。晋人王嘉《拾遗记》对这一带海面作了描述：“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环洲。东有渊洞，有鱼长千尺，色斑，鼻端有角，时鼓舞群戏。远视，水间有五彩云；就视，乃此鱼喷水为云，如庆云之丽，无以加也。”此文虽语出不经，但对启东成陆以前，沙屿不时出没于大海波涛之中，并有群鲸嬉戏，喷水若五彩云的景象，作了生动的描述，留给了我们弥足珍贵的历史记载。另外，名著《浮生六记》对启东也作了珍贵的记述（见附）。据考，瀛洲的几经沧桑归根结底则是跟长江主泓道的几度变迁有直接关系的。唐时的瀛洲，是在今日南通市往东那条长公里、南北宽约40公里的通吕水脊北侧，即古称东布洲的地方。故而吕四有“西连通泰，东及扶桑，北负沧海，南襟长江”之说。清朝嘉庆年间，长江主流重入南泓道，在南蒿枝港以北便涨出了吕复新沙、灶界沙、日照沙等几块沙洲，南部长江口上更出现了成群的江心沙洲。这些沙洲便是启东一带成陆的雏形。它们遍身堆积着层层迭迭的海贝和海藻的残骸，后来更长出了草莱萋萋的灌木，遂成绿洲。启东历史上曾分属三个县管辖。南部为新涨的沙地，只有近一二百年历史，史称“外沙”，年设县分治前隶属现崇明县；中部地区为“下沙”，在年前隶属海门；北部吕四一带，成陆时间最长，有千余年历史，在宋、元、明、清时归属海门，年前由南通县管辖。马相伯的《启东设治汇牍》对启东设县过程有着详细记载。在启东，北部吕四一带称为“北沙”，南部和中部地区叫“南沙”。“南沙”“北沙”语言迥异，习俗有别。“南沙”人讲的是启海方言，与海门话完全一致，和崇明话相同，跟上海话相近，同属吴语；而“北沙”人说的则是“吕四话”。对于“南沙”居民的由来，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句容迁崇明，崇明搬启东”，这是有史可稽的。据明代正德年间《崇明县志》记载，崇明岛初涨时，人烟稀少。公元年（唐万岁通天元年），有黄、顾、董、施、陆、宋六姓在岛上“辟草垦土，易而为田”，人口大多来自江苏句容一带，也有来自江北的。公元年（宋天圣三年），崇明新涨一沙有姚、刘二姓来居，名姚刘沙。公元年（宋建中靖国元年），三沙涨成，因“有鱼盐之利，民乐居焉”，句容人朱、陈、张三姓来此定居。清光绪以后，崇明岛东北江中相继涨出十来个大小不等的沙洲，于是外地特别是临近的崇明、海门居民便陆续迁来开沙垦荒，繁衍生息。这些沙上人，便是启东南部最早的居民，他们大多是崇明地主的佃户。由此可以推断，“南沙”居民源于江南句容、迁自崇明的说法是极为可信的。有意思的是，启东南部沙地的居民潜意识里还常以江南人自居。自己分明居住在江北，却还固守着江南的不少习俗，居然噱称外地人为“江北人”，把听不懂的外地话叫作“江北话”。这也正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南沙”居民源自江南。至于启东北部吕四一带的“北沙”居民，更是由来已久的复杂移民。“北沙”是启东最早成熟的沙地，为长江入海口涨出的“东布洲”。唐朝时，吕四辟为盐场。根据史料记载，这里的早期居民为流放于“胡逗洲”上以“煮盐为业”的各地“流人”，当然也不乏从外洋漂来的各地渔民。其居民究竟源于何地，如今很难考证。南通方言人称“方言孤岛”，外地人很难听懂，其内部语音也很复杂。就从吕四方言看，“北沙”人说的“吕四话”，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方言，在我国方言史上绝无仅有，与“南沙”启海话“风马牛不相及”，与其他沙地方言也有别。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断：当年这些“流人”来自全国各地，在沙洲与大陆有天然间隔、对外交通和交流不便的情况下，各地方言长期相互融合，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方言。而这也正有力地佐证了沙地居民为外来移民的科学论断。从人类迁徙规律看，大凡人口流徙，总是与自然地理、生态变化、行政命令、区划设置、社会经济密不可分。在吕四，民间曾有这样一种传说：明朝洪武八年八月十三日，吕四地区发生海啸，3万人淹死。于是朝廷下旨，从白茆口（今常熟）抽杜、顾、卢、季、周、毛、彭等七姓，连同祖宗枯骨，举家迁往吕四，永不回原籍。因此，传说吕四地区本籍就有这么7个大姓，其余都为后来迁来的客籍户。另外，从沙地姓氏分布及其来源看，启东移民特征也十分显著。姓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多而杂，大姓姓氏少而人口多，小姓姓氏多而人口少的特点。譬如，吕四西宁周街村、袁家灶村、彭家套村就分别有周姓、袁姓、彭姓聚族而居。据年的统计，沙地共有个姓，其中黄、陈、张、施、陆、顾、朱、沉、杨、徐、周、袁、倪等13个为大姓，人数均超2万，散居沙地各地。到了清末民初，随着沙地接涨成熟，自然优势不断显现，经济、文化日益发展，人口流徙更趋频繁，沙地居民逐渐由少到多，趋向稳定增长。那些从事旱烟业的宁波、绍兴商人和从事典当、衣庄业的安徽商人，也纷纷来到沙地定居生活。到了现当代，人口流徙更加频繁，居民身份更为丰富，外籍干部、学生、外来务工经商者等纷纷来启工作定居。目前，沙地启东居民就达到万，仅少数民族就有28个之多，沙地居民可谓来源广泛，人丁兴旺。

附：沉复《浮生六记》对启东的记述

《浮生六记》是一部享誉海内外，堪与《影梅庵忆语》并提的文学名著。作者沉复，字三白，乾隆二十八年（年）生于苏州一个普通人家，父亲以游幕为业，养家糊口。沉复自幼读书，但未中试，迫于生计，19岁就开始习幕，除短暂的经商外，他一生几乎都以坐馆游幕为业。《浮生六记》是中国古代文人难能可贵的性情之作。书共六篇，故名“六记”。书中记叙了作者夫妇间平凡的家居生活、坎坷际遇和各地浪游闻见。文辞朴素，情感真挚，前人曾有“幽芳凄三角，读之心醉”的评语。《浮生六记》文字不长，仅三万余字，但影响甚为广泛，历来为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所重视，有英、法、德、俄等多种译本。沉复在其《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两篇中，有一段记述他当年来到启东的精彩文字，生动地展现了启东早年的地理历史、世俗民风：“嘉庆甲子春（年），痛遭先君之变，行将弃家远遁，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秋八月，邀余同往东海永泰沙（今启东久隆镇一带）勘收花息（俗称议棉花）。沙隶崇明。出刘河口，航海百余里。新涨初辟，尚无街市。茫茫芦荻，绝少人烟，仅有同业丁氏仓库数十椽，四面掘沟河，筑堤栽柳绕于外。丁字实初，家于崇，为一沙之首户；司会计者姓王。俱家爽好客，不拘礼节，与余乍见即同故交。宰猪为饷，倾瓮为饮。令则拇战，不知诗文；歌则号呶，不讲音律。酒酣，挥工人舞拳相扑为戏。蓄牯牛百余头，皆露宿堤上。养鹅为号，以防海盗。日则驱鹰犬猎于芦丛沙渚间，所获多飞禽。余亦从之驰逐，倦则卧。引至园田成熟处，每一字号圈筑高堤，以防潮汛。堤中通有水窦，用闸启闭，旱则长潮时启闸灌之，潦则落潮时开闸泄之。”永泰沙为清乾隆四十六年（年）时江中涨出的沙洲。在沉复和友人夏揖山前往永泰沙的时候，启东全境还处在茫茫大海之中，只有北部吕四地区一块陆地和永泰沙以东的一个永昌沙。这里北距吕四、南距崇明诸沙各有60多里，西距海门厅群沙也在40里开外，东面则是一片汪洋大海，可谓“环沙皆海也”。至沉复在嘉庆甲子秋（年）应邀登沙勘收花息时，永泰沙隶属崇明。这里虽然已经开生成熟23年了，但正如沉复所言“新涨初辟，尚无街市。茫茫芦荻，绝少人烟”，“芦丛沙渚间”“多飞禽”。居住在永泰沙上的启东人，筑堤防潮，用闸灌溉，种棉、蓄牛、养鹅，驱鹰犬获飞禽，性情开朗，极为豪爽好客，与沉复“宰猪为饷，倾瓮为饮”，还“相扑为戏”。如此生活，沉复自然难以忘怀，谓生平之快游。他接着又写道：“佃人皆散处如列星，一呼俱集，称业户曰‘产主’，唯唯听命，朴诚可爱。而激之非义，则野横过于狼虎；幸一言公平，率然拜服。风雨晦明，恍同太古。卧床外瞩即睹洪涛，枕畔潮声如鸣金鼓。一夜，忽见数十里外有红灯大如栲栳，浮于海中，又见红光烛天，势同失火，实初曰：‘此处起现神灯神火，不久又将涨出沙田矣。’揖山兴致素豪，至此益放。余更肆无忌惮，牛背狂歌，沙头醉舞，随其兴之所至，真生平无拘之快游也。事竣，十月始归。”启东人讲究情义，憎爱分明，对“产主”“唯唯听命，朴诚可爱”，而倘若“激之非义，则野横过于狼虎”。至于沉复文中所述的夜里见到的“红光烛天，势同失火”奇妙景象，可能是海中鱼虾在近沙浅水区集群，鳞光映照所致。启东成陆时间不长，历史典籍对启东记录的几乎没有。因此，沉复在《浮生六记》中对启东的这段记述就显得尤为珍贵。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篇记载启东成陆历史的作品。

沙上人分布

在北起江苏射阳北部、南至上海奉贤南端，绵延一千多里的沿海地区和长江口两岸的14个县市中，都有沙上人的聚居人群，其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江苏地区：

启东南部约万（按沙上人居住的土地面积折算）

海门南部约60--70万

通州（原南通县）南部和东北部约25-30万

南通市郊约15万

如东东部约20万

海安东北部约10万

大丰东部约20万

射阳东部约20万

东台东部约10-15万

张家港北部约25-30万（沙上人居住地占该市50%，可能不止此数）

上海地区：

崇明全岛约70万（除去农场上海知青）

宝山东部约10万

南汇东部约10万

奉贤南部约5万

综合上述各聚居地的沙上人，总数估计有多万人，然而语言、风俗、生产劳动乃至生活习惯等都大致相同，这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吴方言中非常特别。还有许多有趣的现象也值得我们探究，比如各地沙上人，在历史上，治沙植棉、纺纱织布都非常杰出优秀；而在今天，至少在教育领域、建筑领域中，各地沙上人的整体素质、水平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比较突出，他们不同于生存环境、人文环境相同的城市，散布在几万平方公里的不同地区为什么有如此相同的表现？那么在沙上人的骨子里肯定存在著相同的元素，挖掘这些相同的元素对振奋精神开发沿海经济、推动长江三角洲飞跃发展应有积极的作用。

本文先就沙上人的来源问题作一点肤浅论述。

一.沙上人源自句容说当可否定

今天的沙上人如何演变发展而来？目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沙上人来自江苏句容。新编《崇明地方志》（见上海地方志网）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据明正德《崇明县志》载，年（唐万岁通天元年）最早前来东、西两沙定居者为黄、顾、董、施、陆、宋六姓，大多来自江苏句容一带，也有来自江北的。年（宋天圣三年）东沙东北新涨的沙洲因姚、刘两姓前来居住，故名姚刘沙。年（宋建中靖国元年），涨三沙，句容人朱、陈、张三姓来此定居。北宋末年，汴京（今河南开封）鲁惠公后裔第六十二世施天瑞任宋大夫总辖，为避靖康之难迁居崇明。其弟天寿先迁句容，后于明洪武、永乐年间亦迁崇。

明正德年间编纂的《崇明县志》是沙上人地方志中较早的一种，沙上人源自“句容说”的文献依据大概就是此志。于是乎，崇明文史学者多持此观点，而启东海门的沙上人原本就是崇明沙上人，不仅赞同接受，有的还发扬光大一番，如有位海门文史作者这样写道：“沙地文化这是一个很专业又很具区域特色的群体文化现象。它特指句容、崇明、启东、海门一带的沙地，他们有著相类似的传统习俗。”他还借用文学家、诗人卞之琳的话，说太平天国时期，不少人避战乱从江南各地（包括句容）前来海门定居。以此证明源远流长的沙地文化来自句容。

笔者不能苟同这种观点。古代所有文献都是封建地主文人写的，尤其是家谱，历来就是士族地主作为辨别门第高低，标榜身份的依据，如果依此认定他们是崇明岛的奠基者，等于否定了开发崇明的真正主人---没有家谱一字不识的大量农民的历史作用。

首先从时间和地域上看，崇明西沙大约在唐武德年间（--年）露出水面，常熟与西沙仅隔水面20余里（引自互联网）。那时，常熟等地居住著已有数百年开荒垦殖沙洲经验的沙民，而且从东晋以来，侨居这一带的士族地主就一直利用政治特权疯狂掠夺土地（见下），可以肯定，西沙原先就有人居住。而句容距西沙五六百里，句容东连镇江，西接南京，为典型的丘陵地貌。这些习惯山地生活的居民为什么迁徙西沙？原因不外两个：一是社会动荡或遭到政治迫害而来避难。但年前后的几年中，是武则天政权最稳定的时期，没有发生全国性的社会大动荡；二是来买田经营。但唐前期施行均田制，政府力图通过限制地权的流转速率来抑制兼并，限制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故对土地买卖有诸多限制，因此在这里即使通过当官的出面援护能买到土地，数量也不会很多，由此必然影响移民数量。而且，狼山、福山以下的新涨沙洲无一例外受海潮影响,故没有被开垦的沙岛上都无淡水供人饮用,人离开水要不了几天就得毙命。所以光有钱、权还不行，必须得依靠当地沙民，才能开荒种地，否则一样寸步难行。

其次，任何群体语言，如果没有强势干扰，生命力都很顽强。比如，客家话的源头就是东晋南下的北方话，与当地许多原住民的土话至今没有合到一起。同住海门的沙上话和通东话经过二百多年历史的并存局面，于今犹然，并未改变。因此最早前来崇明定居的句容姓氏，如果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那么今天的沙上话应和句容一样归入江淮官话体系。要不崇明岛上原来就有大量沙上人居住，句容来的几个姓氏的人数不多，犹如一桶水倒进长江里，纵然飞起几朵浪花，终究改变不了江水的本来味道和颜色，随著时间的推移，这些句容来的子子孙孙，虽有家谱一类的东西证明他们的老祖宗来自句容，但他们自己早已成为沙上人了。

至于传统习俗，除汉民族共有的外，可以肯定，沙上人的传统习俗大都类同常熟、太仓等地的吴地习俗，与句容相去甚远。是故可以肯定，沙上人源自句容说没有可靠的历史依据。

二.追根溯源，沙上人来自古代南沙（今常熟）佃客

既然此路不通，就当另辟蹊径。笔者在常熟工作二十多年，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现一个现象：从常熟沿江向东走，经过太仓，便是上海的宝山，这一带方言和风俗，越是往东，与沙上人的差别越小，尤其“点心”两字的特殊含义，几乎使我茅塞顿开。

在中国，点心有两层意思，一指糕点一类的食品，一指三顿正餐外吃少量食品充饥解饿，所以不少地方将早餐叫“早点心”。唯独常熟、太仓、宝山沿江农民和沙上人一样，完全颠倒过来用，早点叫“早饭”，吃干饭，还要象模象样炒几个菜，一如其它地方的中饭，解放初还基本如此，现在遗风尚存；却将吃中饭叫“吃点心”，甚至将中午时分叫作“点心快”（快接近中午）。经过反复思量，笔者认为这与沙上人治沙垦殖的方式有关。

原来治沙的过程比较漫长，先筑堤圩田防断海水倒灌，然后种植芦苇，开沟排水，待盐碱降低到一定程度后，方可整地种庄稼，可还不能一步到位,因为河浜(沙上人叫沟)里的水依然卤咸不能饮用,而淡化过程往往需要好几年时间，即以张謇的同仁泰垦牧公司为例，年圩田亩，到年已垦亩，其中能种棉花的只有亩。而一般中小地主或农户自己开垦的，都以原来的住地或靠近荒滩、有饮用水的地方搭建临时住房作为“根据地”，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先“走田”（俗称走脚田），早出晚归，待解决了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才能举家搬迁。所谓“走田”，是指走上十来里路或摆渡过江，才能在租来或买来或自己开垦的田地劳作，因中饭不能回家用餐，要求早饭必须吃得多，而多吃就得有下饭的菜，使一天劳动中的能量消耗和营养补充尽可能在早晨多解决一点；而中午只能在田头用现成的芦苇搭个小窝，俗称“环洞舍”，吃些点心充饥。笔者小时候常看到那些走田的农民，肩挑泥箩担，一头挂著农具，一头挂著饭箩和一陶罐茶水，中午就在环洞舍里吃点心，很晚才收工回家，除大雪纷飞的寒冬腊月和下雨天外，基本天天如此。语言产生于劳动，吃中饭自然就叫“吃点心”了，而把早、晚餐分别叫做“吃早饭”和“吃夜饭”。因此笔者推想常熟等地的沿江农民与沙上人有内在联系，否则这些沿江农民应和生活在其它地区的苏南人一样，将吃早饭叫吃早点或吃粥，将吃中饭叫吃饭。

今年春，笔者在儿子家过年，偶然打开常熟政府网，在历史大事中看到这样一个材料：

太康二年（年），毗陵郡置暨阳县，境内南沙乡割属暨阳县。

成帝咸康七年（年），以南沙乡建立南沙县，隶于晋陵郡。

梁大同六年（年），南沙县地置常熟县，县治设南沙城（今福山镇），隶于信义郡。是为常熟县名之始。

原来早在公元三世纪的时候，常熟福山一带隶属毗陵郡（今常州）的暨阳县（今江阴、张家港一带），即以“南沙”为地名，西晋永嘉之乱后，有大量的北方士族地主南逃至南沙，故在年，建立南沙县（位于今张家港东南部、常熟西北部地区），县治南沙城（今常熟福山镇），北方侨迁的士族地主掌控了南沙一切政治经济大权和绝大部分土地，尤其长江口南侧新涨沙洲(今常熟东部和太仓北部的所谓“高乡”地区，大都由此类沙洲演变而来)，无一例外地全被他们掠夺去了，故新建的南沙县为侨县，是苏州地区唯一的侨县。颇有意思的是公元年将南沙县更名常熟县，取其“原隰异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之为灾，则岁得常稔”之意。可今天的常熟人常称外地人为“野人”，孰料自己的老祖宗也是北方来的“野人”。但遥想当年，中原经济文化确实比南方发达，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没有完成南移之前，“南沙”犹如今天的“江北”，在中原士族的眼里可能是落后的代称，其所以后来以“常熟”替代“南沙”、“南沙城”改为“福山镇”，都隐含著这层意思。常熟人不能数典忘祖。

“南沙”这个地名的出现，不仅说明福山一带已形成大片沙地，而且极有可能江北狼山一带也有相应沙地出现。联系到今天海门启东不少沙上人自称“南沙”人，而称通东一带为“北沙”人，不客气的称他们“江北”人；世居江北老土的原住民客气一点称沙上人为“南沙”人，不客气的便称“沙蛮”人。从这些民间称谓中，明显带有当年的历史痕迹，不能视为偶然巧合。

开垦长江中新涨沙洲的，在东晋南朝时，是士族地主田庄中“注于家籍”的部曲、佃客；北魏到隋唐实行均田制后，自耕农数量有所增加；中唐均田制瓦解后，确立了租佃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大土地私有制，此后开辟沙洲的劳动者主要就是租种地主田地的佃农，还有部分自耕农。这一基本形式一直延续到解放前。笔者小时候看见父亲在板凳背面都写有“颍川陈惠夫”，父亲只读过四年书，不会知道颍川（今河南郑州南）这个地方，很可能我的祖先也许是西晋永嘉之乱或北宋靖康之变时逃难到江南的中原农民，最多是个无名分的庶族地主，否则就该有家谱传世。

最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常熟福山和张家港市塘桥一带（即古代南沙县）的稻区居民，多不称中饭为“点心”，而隔壁相邻的棉区正好相反，多称“点心”。这又为何？如前所述，当年南沙城，即今福山镇，原先不仅是晋陵（今常州）的郡城，还是信义郡（今常熟、江阴、张家港、无锡一带）的郡城，东晋时的郡城相当于今天的省市一级政府所在地，可见南沙县是士族地主最集中的地方，人数相当多，他们之间一直用晋语交流。张籍（—年）是苏州人，贞元进士，他在《永嘉行》一诗中这样写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这里的“南人”是指西晋永嘉之乱南徙落户江南的北方士族的后代，在五百多年后的唐后期，依然保留了晋语。他们是世族地主，不用上沙洲劳动，当然不会将中饭说成“点心”。可见“点心”一词的应用，是区分当地世族地主及其后代与开荒佃客及其后代的标志性语言。

在常熟徐市的《黄氏家乘》中，能体味到宋元以后的常熟、崇明、海门之间的乡土联系。这部家谱是黄姓第25代孙黄汉荣在前人六次修订《黄氏家乘》基础上，于清同治九年（年）完成续辑。在南宋建炎（7—年）中黄氏祖先随众南渡，卜居建康（今南京）附近句曲（山名，今句容），元末群雄四起，黄元一预料句容必遭兵灾，便举家迁居崇明西沙。自此《黄氏家乘》的世系连贯，至今未断。家谱只记男性，第一代只有黄元一1人，至第5代为5人，至18代，子孙便有人，如果平均20年为一代，此时约在明末清初时期。康熙三十五年（1年）夏，崇明水灾，沉没四十多个沙洲，第19代孙黄汝圭率长子黄金榜迁居常熟。后来人口增加很快，23代孙黄镜寿考中光绪进士，24代黄氏子孙为人，是家族人丁最兴旺的时期。随著人口的增多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不少黄氏子孙从崇明外迁。在封建社会里，除社会大动荡（如农民大起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等）、戍边屯田等特殊情况外，一般百姓自己迁徙的范围都不大，而且多迁移到有亲戚、朋友、熟人好关照的地方，从黄氏子孙散居在今通州、海门、宝山、太仓、常熟等方言风俗相同或相近的地方，但没有一个黄氏子孙回句容的情况看，沙上人十分看重地缘关系。《黄氏家乘》对研究明清时期沙上人的历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徐市位于常熟东境约30公里，《徐市镇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元麦曾是棉区农民的主要口粮。棉农吃麦粞饭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清乾隆年间，里人顾彬的七律诗《过李将军墓次东溆韵》中有‘寒食招魂无麦饭，黄昏吊影有磷灯’之句”。这里描写明清时期的生活情景和特殊方言--麦粞饭，又叫麦饭，与沙上人毫厘无差。顺便说明一下，“粞”是原粮加工后的糟糠部分，而元麦粉碎加工后都可食用，所以“麦粞”当用“麦饎”比较贴切。“麦饎”、“麦饭”等词可能只流通于讲吴语的棉麦地区，苏北的江淮方言和通东人都称麦饎或玉米饎为“糁儿”，而江南稻区居民只吃稻米，不知麦饎为何物。《徐市镇志》中还有几幅纺纱车和织布机的照片，更与沙上人使用的一模一样。可见，无论古代还是近代，海门、崇明与常熟东北部居民以及太仓北部居民原出一体，根脉相同。

三.“沙上人”称谓出现在唐诗中

如今各地沙上人称谓，除出门在外多冠以所在地籍贯外，平时常用称谓却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带有轻蔑之意。比如崇明是古代沙上人的大本营，海门启东的沙上人祖先90%以上来自崇明，其中又以崇明地主的佃户居多，因此崇明人颇有优越感，自称“本沙人”或“大沙人”，而将原来的“沙上人”称谓转移给同一先民后代的启东、海门沙上人，甚至称他们为“北沙人”或“江北人”，而他们自己又被上海人依然叫作“沙上人”或“江北人”。这个“北”字，在这里不仅仅表示方位，若按江南众生的观点，犹如古代中原人蔑称北方少数民族为“胡”、“狄”，南方少数民族为“蛮”等一样意思，是落后、贫穷乃至野蛮的代称，“江北人”也因此成为吴方言中骂人话之一。海门明明地处长江北岸，却偏偏要称“南沙人”以抗争，或自称“沙里人”以示区别。移居在苏北射阳等地和苏南张家港的沙上人，大都来自海门，也有来自崇明的，以前因此而称“海门人”或“崇明”人，现在也通行称“启海”人；而苏北原住民直呼他们为“蛮子”，苏南原住民却称他们“江北人”。唯有启东的沙上人，一如既往地自称“沙上人”而毫无愧色。语言是在共同劳动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各种不同称谓，用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便可一笔带过。但是如果提到文化层面上讨论各地沙上人的不同称谓，其背后一定蕴含著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沙”的本义指“沙洲”，延伸一点可作“沙地”解。但许多人常按字面理解为“沙土”，这样“沙里人”岂不成了“沙土里面的人”？在吴方言中，“地”与“里”的读音相近，可能将“沙地”误为“沙里”了。平心而论，启东等地“沙上人”继承传统称谓最合理，也最恰当巧妙。绝大多数启东沙上人原来不是崇明地主的佃农，便是海门地主的佃农，他们在世人歧视的目光中不是甘当二等公民，而是挺胸昂首做人做事，最终赢来崇明人羡慕的目光，有位崇明的文史作者如是说：年代启东的发展远快于崇明，如今按人均GDP计算，都已领先崇明20%以上。十年前有次还听人说了句新的顺口溜：“桥庙堡浜（崇明四大镇），不及汇龙镇（启东市区）坑棚（方言厕所）”，这自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反映了解放后启东的巨大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据笔者所知，五十至六十年代，启东棉产量连续八九年稳居全国榜首，那时候启东棉农十分风光，全国各地棉区大都留有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常熟高乡（棉区）的白墙上随处可见“学启东、赶启东、超启东”的红色大标语，九十年代初在常熟乡下的墙头上还见这样的历史遗存。启东七十年代的建筑业占全县总产值的70%，其GDP恐怕比崇明更高。唐朝诗人刘长卿的五言诗《江中对月》这样写道：空洲夕烟敛，望月秋江里。历历沙上人，月中孤渡水。有人这样解释：“在一片澄明而迷蒙的月光中、秋江里，‘沙上人’静消消地独自渡江”（引自互联网），这里不讨论该诗的文学性，但将诗里的“沙上人”理解为“独自”，恐有偏颇。因为“历历沙上人”，既不是数不胜数一大片沙上人，也不是寥寥一二个沙上人，其意思与“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中的“历历”一样，是指一群历历在目分明可数的沙上人。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定诗中的“沙上人”与今天的沙上人有直接的传承关系？这里不妨先解剖一下《江中对月》一诗里的风物特点：其一，诗中所描述的生活在江中沙洲上的沙上人，都是早上来、晚上要回去的，这样才可能出现“空洲夕烟敛”、“月中孤渡水”的场景，而且这样的场景，只有在开垦江海交会处的沙洲或海边沙洲之初才存在，如前所说，因为受海潮影响，沙洲上的沟水未经长期降碱是不能饮用的，而一般拓荒者都没有专用的贮水设备解决生活饮水问题，只能每天“早出晚归”，这是区别长江中其它地方沙洲的关键特点；这个特点没有生活体验过的人是不大可能捕捉到的，说明刘长卿曾经深入过这样的沙洲。其二，就唐朝的地形而言，江北的狼山和江南的福山是长江出口处的两个天然标志。自两晋或更早，狼山和福山四周已形成沙地，且有人居住，只是江南从事以稻麦为主的农业经济，而江北则以临海煮盐为主的盐业经济。刘长卿在苏州长洲县担任过县尉，还旅居过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松江等沿江地区，且留下不少诗作。从刘长卿《江中对月》所描写的场景看，在江海交会处淤涨而成的江中沙洲（沙岛）应在江南一侧。

其三，“望月秋江里”所点明的时间是某年秋季的一个望月（农历十五夜），能在江水里看到月上东山，说明作者所在的那条江岸是南北走向的。而在长江口南岸，当时只有苏州常熟县治南沙城（今福山镇）一带是南北走向的。然而有关文献中没有明确显示刘长卿到过南沙城，尽管这个地方最符合上述三个特点。

刘长卿（-年），字文房，河间（今河北）人。学术界对其生平的意见并不一致，从其诗作分析，他任长洲县尉时已四十开外了，按唐朝有关规定，县尉相当于今天的县级财务、税务局长，是最为低档的从九品小官，可见他官场上并不得意。唐代长洲县，在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以北的木渎、胥口、光福一带的低矮丘陵，由苏州管辖。刘长卿在长洲县尉的任上时间不长，因事获罪贬为岭南的南巴尉。上元二年()从南巴返回长洲县，并在苏州、扬州、镇江、常州等地旅游居住过，留下较多诗作。此时的江南刚经历过刘展之乱(-年)，本来繁华富庶的吴郡一带变得破败萧条，故刘长卿在江南的诗作中描写自然景物多有社会离乱之败象，或将政治失意的情感寓于山水之中，如《松江独宿》：洞庭初下叶，孤客不胜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一官成白首，万里寄沧洲。久被浮名系，能无愧海鸥。若比照《江中对月》，觉得其风格、旨意、心境等有相似之处。笔者手头缺少相关资料，不能进一步稽核考实，只好先“大胆假设”，再慢慢“小心求证”。

刘长卿回到长洲，其实并无官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缘由，他想在苏南寻找购置一个别业（即别墅），因此足迹遍及苏南各地。常熟隶属苏州，沿江地区又有沙洲不断涌现，离苏州不足百里，无论水路航船，还是陆路骑马，都要不了一天，因而刘长卿极有可能来常熟实地调查过，不仅领略了长江与东海交会处浩瀚壮丽的特有风光，而且很有可能深入过沙洲，对沙上人的生活有相当的了解，我们从诗中所描述的沙上人生活劳动情境，几乎同后来的沙上人垦荒早出晚归的情形如同一辙，如果刘长卿没有到过南沙城，就不可能将江中沙洲的位置和特有风物把握得如此正确贴切。

但刘长卿最终未能在常熟实现愿望，原因在于，常熟县乃是北方士族在西晋永嘉之乱时南逃江南后设立的侨县，士族势力特别强大。唐武德七年（年），常熟县治从南沙城移至海虞城（今虞山东，海虞又名海隅）。“左右惟强家大族，畴接壤制，动涉千顷"（唐.刘允文《苏州新开常熟塘碑铭》），可见唐朝时的士族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刘长卿虽然在苏州做过官，但官阶太低，时间又很短，社会根基不深，所以没有在苏州地区买到别墅，后来依借了“同志”之力——滁州刺史李幼卿的帮助，在常州宜兴购置了别墅。他在《酬滁州李十六使君见赠》诗序中说："李公与予，俱于阳羡山中新营别墅，以其同志，因有此作。"这里的李十六、李公即滁州刺史李幼卿，阳羡即今天的宜兴。唐时别墅除休闲外，还是田庄，小则几亩，大则几百顷，大概刘长卿买的别墅不大，或许购置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世态炎凉，所以诗中流露出来的情感基调依然惆怅失意：“满镜悲华发，空山寄此身。白云家自有，黄卷业长贫。

综上所述，笔者推测刘长卿在苏州期间很有可能来过常熟。《江中对月》很可能是作者在常熟南沙城看到沙上人收工回家的情境而有感而作。

诗中“沙上人”，在当时或许已是一个应用历史相当久远的专用称谓了。常熟县的前身是南沙县，而南沙县的根，可以上溯到东汉设置的南沙乡，尤其在东晋咸康七年（年），将南沙乡提升为南沙侨县，至唐，“南沙”之名已沿用了三百多年了。唐以前常熟县境内的长江口已有淤涨的沙洲，有的沙洲开荒垦殖后可以生活，因为环境十分恶劣，落户居住的自然是地主庄园内从事生产的佃客，为区别南沙本土人，将这些为地主垦荒的佃客称为“沙上人”。虽然现在的常熟人中没有叫“沙上人”的，但并非一点影子都没有，虞山镇（今市府所长地）的虞山脚下、尚湖湖畔至今还有一个叫“沙上村”的村庄，顾名思义，可能原来某个江中沙洲塌没后沙上人迁居于此，故名“沙上”村。尤其在太仓东北部的浮桥镇一带，今天仍有称沙上人的，但“沙上人”三字的方言读音稍有不同，太仓人读如sǒ-lāng-nīng，可能受昆山一带方言的影响；崇明、海门沙上人读如sō-lāng-nīng，同常熟方言一样，而其它方言，总体上沙上话与太仓话更接近，由此又证明了“沙上人”称谓的源头是更古老的南沙县。

而且，鉴于“唐诗宋词”在一般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力，似乎“沙上人”这个称谓与“历历沙上人”之间也可能存在关联。即便纯属偶然巧合，细品“沙上人”称谓，也很有旨趣。沙上人，方言读如“沙浪宁”（sō-lāng-nīng），不仅原意把握正确，---生活在沙洲上面的人，而且自己讲，轻扬气畅，朗朗上口；别人听，干脆利落，铿锵有力！很符合沙上人拼搏进取、不畏艰巨的乐观精神和坦直率真的性格。

综上所述，我们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沙上人源自东晋南朝时的南沙县。因为这些“沙上人”本来就是士族地主的佃客，所以“沙上人”成了贫穷、落后、地位低下的代称或蔑称。由于历史上长期受封建文化心理的影响，常熟东北部和太仓北部一带的沙民，在历史的渐进过程中，尤其在明清时期的数百年中随著棉麦经济的迅速发展并远远超过稻麦经济，读书做官的人明显多了起来，比如徐市一个镇，光进士就有17个，明经12个，举人2名，生员名，远比水稻区多得多，摘了落后帽，便不再称“沙上人”了。只有太仓的浮桥一带，成陆时间较晚，又与崇明、海门有姻亲关系，还保留了沙上人这个称谓。因此笔者推断，常熟、太仓、宝山等地，大凡种棉花的沙民，在历史上不仅都是南沙佃客的后裔，而且还有可能曾经以“沙上人”作称谓。文章来源：FM南通电台财经频率《一炮三响》方言节目官方微博预览时标签不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