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年新年贺词中提到：海水稻进行测产，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牢牢把握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从钱学森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发展海产业大农业，再到毛主席提出“八字宪法”，粮食生产重要性可见一斑！民以食为天，农业安则天下安，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农业在国家领导人心中占有太大分量，我们的人民科学家对农业的关心投入也是不遗余力，我们广大农民对于农业的那份情怀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海水稻进行测产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和互联网，发表了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
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捷报频传。“慧眼”卫星遨游太空，C大型客机飞上蓝天，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海水稻进行测产，首艘国产航母下水，“海翼”号深海滑翔机完成深海观测，首次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正式开港，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我为中国人民迸发出来的创造伟力喝彩！
我国高产“海水稻”试种成功
最高亩产达.95公斤 数亿亩盐碱地有望成米粮仓
年09月29日09:07:23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5版
▲9月28日,在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工作人员对“海水稻”进行收割取样。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我国盐碱地总数约15亿亩，其中有约3亿亩具有改造潜力。如果在1亿亩盐碱地推广“海水稻”，按亩产公斤保守计算，年产量也将达到亿公斤，能养活万人口
新华社记者
金秋九月,黄海之滨,一片生长在咸水中的特殊水稻已稻穗累累、压弯枝头。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领衔的技术团队培育出的最新一批“海水稻”。
“最高亩产为.95公斤,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28日,在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举行的“耐盐碱水稻材料评测会”上,“海水稻”实地测产结果一经宣布,现场人群沸腾了——这个亩产意味着我国在“海水稻”研发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据测算,我国盐碱地总数约15亿亩,其中有约3亿亩具有改造潜力。如果在1亿亩盐碱地推广“海水稻”,按亩产公斤保守计算,年产量也将达到亿公斤,能养活万人口。
“海水稻”不一般,稀释海水来浇灌
走进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实验基地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道路南侧10余亩试验田,被整齐分成了12块,总共种植了多份不同的水稻材料——技术人员解释说,通过品种审定前,这些不同的水稻不能称之为品种,只能称之为材料。
其中,7号和8号试验田中种植了份具有较强耐盐碱性的“海水稻”材料,平时用3‰至6‰不同盐度的咸水浇灌。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最西侧是一个海水调节池,周边海水被引入调节池中,再加入一定比例淡水,配制出不同浓度的咸水,专门用于灌溉7号和8号试验田,从而模拟自然界中不同的盐碱地情况,测试不同材料的耐盐碱性,选育优秀品种。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育种工程师邹丹丹说,“海水稻”是耐盐碱水稻的俗称,传统水稻在较高盐碱浓度的水田里无法正常生长结实。目前,这里的“海水稻”已能在6‰盐度的咸水灌溉条件下正常生长结实,未来随着相关研究进一步推进,期待新的海水稻材料能用更咸更碱的水进行灌溉。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由袁隆平担任主任和首席科学家。眼下,这些“海水稻”进入成熟期,稻穗已经金黄。随手捏开一粒稻谷,籽粒十分饱满。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育种工程师杨红燕最近一直“泡”在试验田中。“无论刮风下雨,我每天都会来这里看苗情、测盐分,记录它们成长的点点滴滴。看着这些珍贵的‘海水稻’长势良好,我很有成就感。”杨红燕说。
28日,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水稻研究所、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等权威科研机构在青岛举行了“耐盐碱水稻材料评测会”和“盐碱地改良技术评测会”,对“海水稻”产量等相关技术成果进行评测。
“最高亩产为.95公斤,原来的预期目标为公斤,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期!”扬州大学教授、“耐盐碱水稻材料评测会”测产组组长刘世平在经过“确定测产水稻材料”“收割”“数据测量”等多个步骤后,宣布了“海水稻”实地测产结果,现场嘉宾和工作人员欢呼雀跃,“我们成功啦!”
此外,还有三个材料亩产测产突破了公斤,分别为.72公斤、.47公斤、.14公斤,都远远超过了原先预计的公斤数值。
年近九十的袁隆平院士在湖南通过视频连线观看了实测结果后,高兴地对现场工作人员说:“这个成绩非常好,如果用优良中差来评判,可以达到优了。”
“海水稻”真神奇,突破高产大难题
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国栋说,这次培育的“海水稻”实现了多个技术突破,最重大的技术突破在于可以用含盐6‰的咸水直接灌溉并且产量大幅提高,.95公斤的亩产量,已超过了目前已知含盐6‰咸水中生长的“海水稻”最高产量。
“其实,‘海水稻’本身并非新事物,高产高耐盐的‘海水稻’才是‘稀罕物’。”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技术处处长王克响说,通常水稻品种的耐盐度在3‰以下,在国内外的“半咸水”地区也已发现了多种耐盐度为3‰至12‰野生水稻资源,但普遍存在产量低、米质差、株叶形态不佳等缺点,多年来相关技术难题一直难以攻克,造成现有“海水稻”品种无法直接推广。
袁隆平说,现有“海水稻”品种多为半野生状态,亩产只有公斤左右,农民种了连成本都收不回来。但如果亩产能提高到公斤以上,农民种“海水稻”就划得来,种植积极性就会提高。
这次“海水稻”低产技术难关取得突破,离不开科学的技术路线。袁隆平作为“杂交水稻之父”,带领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以杂交路线为特色开展“海水稻”研究,最终取得了成功。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育种工程师张树寅认为,把野生稻的耐盐碱基因鉴定出来,通过现代育种技术,与现有优质品种相结合,进行品种培育,特别是利用杂交水稻技术,培育出杂种优势强、产量高、品质好、株型优、能够产业化推广的耐盐碱杂交水稻品种,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海水稻”就研发成功了。
高产“海水稻”将使人类饭碗多了个重要支撑点
在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总部所在地,青岛国际院士港16号楼的一楼大厅显著位置挂着一张我国盐碱地分布图。从图上可以看出,我国盐碱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分布,盐碱度也各有不同。
这张盐碱地分布图,就是袁隆平正在攻克的“堡垒图”,而“海水稻”就是最好的武器。它不仅能改造盐碱地,而且能增加粮食总产量,对保证我国和世界的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袁隆平说,全球有.5亿亩盐碱地,亚洲有48亿亩,占全球的1/3以上。我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约3亿亩可以开发利用。这些盐碱地如果种上高产“海水稻”,粮食增产前景十分广阔。
推广“海水稻”还有更多好处。专家们认为,一是“海水稻”的灌溉用水可以使用半咸水,能够节约淡水资源；二是由于盐碱地中微量元素较高,“海水稻”矿物质含量比普通稻要高；三是“海水稻”在条件恶劣的盐碱地生长,很少会患普通稻的病虫害,基本不需要农药,因此是天然的绿色有机食品。
目前,“海水稻”已走出青岛迈向全国。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今年成立了国内首个耐盐碱水稻区试协作组,并首次制定了耐盐碱水稻相关审定标准,组织35个耐盐碱水稻品种(系)在全国23个区试点进行了区域试验。
袁隆平团队破解粮食安全问题的目标远不止于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分“两步走”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第一步,要用3年时间,让耐盐碱水稻的抗盐碱能力超过6‰且亩产公斤以上；第二步,再用5年时间,实现稻作改良盐碱地技术产业化,为国家增加1亿亩耕地,多养活万人口,并推动全球化发展,帮助更多耕地资源稀少的国家拓荒变田,助力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
盐碱地里稻花香,美丽的画卷已展现在眼前……
(记者余孝忠、徐冰、潘林青、袁军宝、王子辰)
新华社青岛9月28日电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深刻阐述乡村振兴战略牢牢把握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分析“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政策，部署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三农”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我们党“三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过去5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科学理论，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并深入贯彻到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中。一是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为“三农”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二是坚持重中之重战略地位，切实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三是坚持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四是坚持立足国内保障自给的方针，牢牢把握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五是坚持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新活力；六是坚持绿色生态导向，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七是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广大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八是坚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扎实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会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会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必须立足国情农情，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会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会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钱学森发动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已经到来
——谨以此书向钱学森诞生周年庆典献礼
第一章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的预见及其意义
第一节从信息技术革命到系统技术革命
年1月，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回答中国《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问时指出：发展“第三次浪潮农业”是中国的最佳选项。在他看来，中国有发展“第三次浪潮农业”的基础和潜在实力。如果发展“第三次浪潮农业”，可以使中国将在50年时间内成为世界上的绝对强国。
按照托夫勒的解释，“第一次浪潮农业”是手工作业的小农经济；“第二次浪潮农业”是在蒸汽机和电气化时代后，人类大规模地采用机械化方式实现了农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第三次浪潮农业”是在人类从工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利用高科技成果和手段，使农业生产进入产业化发展的新时期。
托夫勒指出，面对“第三次浪潮农业”的到来，为了加速推进传统农业向新型产业化发展，许多国家和企业正在加紧策划，而财大气粗的投资家已经做好新一轮资本转移的准备。
有关这场世界农业大变革的预见，托夫勒并非最早的先知。事实上，早在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就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了“人类即将进入‘大农业革命’”的重大预见。
按照马克思提出的产业革命概念，钱学森院士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过的产业革命划分为五次：第一次是原始农业革命，第二次是手工业革命，第三次是大工业革命，第四次是商品国际化革命，第五次是尚在进行的信息革命。他提出：21世纪将进入现代生物科学技术革命，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其主战场就在大农业。
钱学森院士曾明确提出“21世纪30年代，人类社会将进入第六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的主题就是“大农业”。钱学森提出的“大农业”概念具有特殊的含义，二十多年来，通过大量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发现钱学森的“大农业”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的“总体”，而是“农、林、牧、副、渔”五业形成一个“整体”。“总体”等于各部分之和，而整体则大于各部分之和。由于总体中的个体的联合体组织的形成，就产生了整体涌现性，“整体”于是就大于各部分之和了。通过对钱学森“大农业”思想的深入研究，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钱学森的“大农业”中的“大”，即以“大生态”、“大系统”、“大循环”为特征的系统农业产业体系。
钱学森的大农业的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农业走系统集成的道路，走多产业共生的道路，通过大农业产业集成引发一次产业革命，即第六次产业革命。年12月，钱老应农业科学院院长卢良恕院士的邀请，在农科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学术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立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的科学构想。强调要充分利用太阳光能和生物资源、依靠各种高新科技进行生产，即把一切有关的现代科学技术（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都运用到农业生产上，进行多种经营。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组成严谨的农、工、贸一条龙的综合生产体系，使各项农业尽快产业化，走上民富国强之路。第六次产业革命不仅是以微生物、酶、细胞、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工程的“大农业”革命，而且也是系统科学应用技术化带来的产业革命。通过要素整合成为系统，释放出系统整合的整体涌现性，使整体涌现性变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使整体涌现性的释放真正成为生产力的核心动力，这种由整体涌现性的开发利用形成的生产力起了引发这次产业革命的真正原因。“第六次产业革命”其主战场将在“大农业”领域，并逐步波及到其他领域。这次产业革命的实质是以太阳光为能源、利用生物、水和大气，通过农、林、草、畜、禽、菌、药、鱼，加上工、贸等途径，形成新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新局面。“大农业”包括新型的农产业、林产业、草产业、沙产业和海产业等等，这样发展起来的各类新型产业，将可能最终消灭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在此后的20年间，他的这一以创新和利用高科技为核心的大农业思想，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不断补充、完善与具体化，大致围绕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充分利用太阳能的科学技术及技术集成；
二、研究大农业发展的必须解决的前沿领域的高新科技；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改革小农业经济，解决社会系统的集成与整合的问题；
四、将太阳能利用和资源高效利用的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和环境修复与再利用产业加以整合，实现模块集成化，使产业和产业技术整合与社会系统的整合实现三系统配套的再整合。
五、使农业发展与生态建设协同并举，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升，实现绿色发展与和谐发展，重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钱学森的大农业思想是按系统科学的原理对农业产业体系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改造和重建。一方面是强调对传统农业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改造，这种系统改造的形式是通过产业的集成和模块化来实现的,其中包括对生产组织形式的模块化改造，即对小农业经济体制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系统改造，对农业产业形式、产业技术组织进行集成模块化改造；另一方面钱学森的大农业同时还对传统农业注入了新的内容，即通过对传统农业进行拓展和延伸。这种延伸和拓展体现了三个发展方向：一是“大农业”重视传统农业所一直“忽视”的第三大类生物资源即微生物、小生物资源（第一大类为传统种植业生物资源；第二大类是传统养殖业生物资源），并充分利用微、小生物资源来消化和转化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有机废弃物，由此形成了生态循环系统的关键枢纽。二是“大农业”强调了生物产量的综合开发，而传统农业只利用了生物产量中有直接经济意义的部分，除此以外占生物产量一半以上的非经济产量构成部分被遗弃，如水稻、小麦、玉米的秸秆在收获籽实以后通常被丢弃了，而秸杆通过微生物和小生物等生物的加工后，其经济价值不亚于稻谷，它们一旦被这些生物利用，即可被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经济产品；在自然资源利用方面通过整合技术和人工改良途径结合，开发利用难利用的自然资源，变不利环境为有利环境，改造沙漠、湿地、山区、海滩、综合利用海洋资源等。三是“大农业”强调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三效合一，而以生态效益为导向，传统农业常常忽视生产过程中同时造成的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
在“大农业产业链”中，追求污染的最小化和零废弃物的产业模式是一个重要的技术目标。传统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废弃物”将被赋予一个新表述：“非经济产品”，又叫“待开发资源”。大农业将一个区域看成一个大的资源体系，在这个区域经济体系当中，产出经济产品的每一个环节所形成的“废弃物”均成为下一个环节的可利用“资源”，从而形成范围大小不同、层次高低不同的资源循环利用途径，使系统内一切“资源”都具有可利用性，都可以通过系统循环成为符合人类利益的经济产品，在最大限度内获取经济产品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避免“废弃物”的产生，最大可能地消除“环境污染”，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系统的产出效益最大化与污染最小化的目标，真正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大农业”观的提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后工业时代，伴随着生物技术与生物经济、信息技术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与创意产业等技术与经济变革应运而生的新农业观。人类社会发展到后工业时代，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知识经济等的巨大冲击下，传统工业经济体系及工业社会所固有的各类矛盾前所未有的激化，例如工农对立、城乡分裂、生态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社会关系紧张等等。“大农业”观致力于为传统工业社会积累的“发展综合症”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致力于寻找后工业时代的农业与工业及各类新产业一体化发展的产业共生机制。
就其产业形态与产业模式来说，“大农业”应当被视为是迄今为止的多种产业形态与产业模式的综合；就其技术形态和技术特征而言，“大农业”是迄今为止各类科学技术革命成果、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成果的组合；就其社会形态和社会特征而言，“大农业”是新时期的新型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和新型生产者的结合；就其效益观念与效益目标而言，“大农业”是在大系统、大生态与大循环范围内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共同提高。
这就是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内涵。从钱学森大农业理论的本义进行注释，其中包含着系统整合和共生构建的核心理念。
钱学森院士从年开始，先后同国内一大批农业科学家和关心农业发展的人士探讨、求教于农业科技工作者，其中通信封，并在多个公开场合报告了研究成果，并于年在其90岁寿辰前出版了《钱学森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钱学森院士对中国农业发展问题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潜心研究，呕心沥血，积极行动，体现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对广大农民群众的赤子之心，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因而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批农业科学家、产业界人士和社会有识之士都投入到“大农业”或“共生系统农业”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之中，因而形成了以钱学森“大农业”理论为指导的共生系统农业技术体系和与之相连的产业体系，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经营理念，是从传统农业产业体系中发现的一片新大陆。
钱学森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具有深远的战略性，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建立创新型国家所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我国的产业经济正在全面提升，产业经济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产业革命的出现带来的产业结构的系统升级。钱学森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思想，正在推动着我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改变着我国的产业经济结构，带动着我国产业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预期，我国经济、社会、科技的变革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到来，同以往的一切产业革命不同，是对传统的资源型经济的一次彻底的反叛。现代工农业发展已经使资源开发接近一个极限。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不得不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支撑方式，不得不考虑改变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用以适应资源日益匮乏的经济发展形势，实现面向未来的经济大转型。第六次产业革命，在技术理念上是贯彻将系统科学应用技术化为特征的产业理念，通过技术集成和产业共生来释放整体涌现性而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模式。是信息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新技术革命——系统科学技术化革命。
“第六次产业革命”即“共生系统农业革命”的本质特征是为后工业时代的工业体系为寻找新的经济支撑做准备。通过对传统农业产业和传统工业产业的系统化和生态化改造，把现代工业产业体系改造为后工业时代的可持续性的产业体系，实现整个产业体系的大调整与基础重建。
附录1钱学森谈第六次产业革命——建立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
引自《农业经济问题》年03期
年12月23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议上，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问题作了重要讲话。
钱学森指出：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已经出现了四次产业革命。我们现在要迎接以信息为核心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同时要预见到第六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与农业科学技术的关系特别密切。现在我国农村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更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什么叫第六次产业革命呢？他认为就是建立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就是把所有的科学技术都用在生产上，靠高度的科学技术来进行生产。而农业型的产业就是指象传统农业一样，以太阳光为直接能源，靠地面上或海洋里的植物的光合作用为基础，来进行产品生产的生产体系。太阳光是一个强大的能源，在我国，每亩每年接受太阳的能量相当于～吨标准煤。这是农业型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这些太阳能都能全部为植物的光合作用所利用而合成产品。限于水和肥料的供应，限于光合作用所必需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限于植物本身的能力，上述巨大太阳能只有很小一部分转变为植物产品。这个比例不到百分之一，常常只有千分之一。未被植物所用的太阳能在地球上转化为风力和水力资源，农业型产业也要利用风力和水力发电用于生产。
为提高农业的效益，必须在充分利用植物光合作用的产品时，尽量插入中间环节，利用中间环节生产有用产品。例如利用秸秆、树叶、草加工配合饲料，发展牛、羊，兔等畜牧业。不但这样，牛粪可以种蘑菇，又可以养蚯蚓。蚯蚓是饲料的高蛋白添加剂。排出的废物也还可以再利用，可加工成鱼塘饲料，或送到沼气池生产燃料用气体。塘泥和沼气池渣最后还可用来肥田。这就是中间插入很多环节，而且利用这些环节产生人所需要的、有的还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东西。这样，我们一方面充分利用生物资源，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另一方面又利用现代工业生产技术，也就是把全部现代科学技术，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全部用上了。不但生产技术现代化，而且生产过程组织得很严密，一道一道工序配合得很紧密，是流水线式的生产。这就是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它已经不是传统的农业，不是单个方面的生产，而是一种生产体系，一种产业，其特点就是以太阳光为直接能源，利用生物来进行高效益的综合生产。
钱学森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分成五类：
第一类是农业产业，以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为基础。但它包括的不只是种植业的农，也有绿化的林，养畜的牧，养家禽的禽，养鱼的渔，也有养蜜蜂、蚯蚓等虫业，还有菌业、微生物（沼气、单细胞蛋白）业，当然也必须有副业和工厂生产的工业，所以是十业并举的农业产业体系。农村要建立几千人到一万来人的集镇，全国可能有几万人这样的集镇，人们都住在集镇，搞种植业的早出晚归。粮食加工业、食品工业等都设在集镇，都进行综合利用、多层次的加工生产、尽可能地利用中间环节，把人们不能利用的东西，变成可以用的东西。这就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约二十亿亩耕地，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从现在起，这样的集镇要和城市同时建设。
第二类是林业产业，林业首先要种树，但不能光是种树，还要发展工业、畜牧业，要搞沼气等。我国林业面积可达45亿多亩，是耕地面积的两倍多。林业产业的特点，是林木加工和森林枝叶的利用。现在把原木运出林区到城市加工的做法，值得考虑。能不能把木材在林区加工到半成品、成品？能不能从林区直接运出纸张，这样，加工过程中的木屑、锯末、纸浆的废液，都可以利用。如果再加上枝叶的利用，那么林业产业就可以大搞饲料，发展畜牧业。牲畜粪便又可以养蚯蚓等，获取饲料蛋白质添加剂。林业不能光把木头运出来，还要提供大量的纸浆、木制品、食用油、工业用油、肉、蛋、奶等产品，再把加工过程中的废料用来发展沼气，每年可提供几亿立方米的沼气。而牲畜排放的有机废液又可以用来生产沼气，作为林业的燃料产品。每年提供相当于上亿吨标准煤能量的沼气。
第三类是草业产业，是草原经营的生产。我国的草原面积，如果包括一部分可以复原的沙化了的面积，一共有43亿亩，为耕地面积的两倍多。但是，目前草原的经营利用十分粗放，效益很低。应当突破传统放牧的方式，利用科学技术把草业变成知识密集的产业。怎样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草业呢？还得从利用太阳光这一能源做起，发挥光合作用的功能，也就是要精心种草，让草原生长出大量优质、高营养的牧草。不要放牧，这草要及时收割下来，运送到饲料加工厂加入添加剂，制成配合饲料。既然集中在工厂生产饲料，饲养牲畜也当然是集中的工厂化了的。畜产品的乳和出栏供屠宰的牲畜，都要运到集中的加工厂进行加工，综合利用。而这里有些产品，如血粉、骨粉又要返回到分散的饲料厂作为添加剂。饮料加工的废料和饲养点的牲畜粪便也要充分利用，种菌、养蚯蚓、养鱼、造沼气等。
这样一个草业产业的概念，并不是光种草，而是开发成片的草原地区，形成一个综合性多层次的产业生产，种草只是基础。在种草的基础上发展畜牧业，搞奶、肉产品。我国的草原没有充分利用。内蒙有十三亿多亩草原，建国以来累积产值一百多亿元，平均每亩每年产值才两角钱，这太低了。应在十几公里至二十公里范围内，建立一个几百人的居民点，形成草业畜牧基地。牧草经过加工变成牲畜的饲料或添加剂，采取工厂化的喂养，牲畜的粪便用来种蘑菇、搞沼气，要多次利用。居民点生产的奶、肉等产品到县一级工业基地去再加工。这样，全国四十七亿亩的牧区草原，就可生产出几千万吨肉、奶产品。
第四类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是海业产业，利用海洋滩涂的产业。我国近海有70亿亩海洋滩涂，其中浅海滩涂为22亿亩，的确是一个庞大的资源。当然在这里，我们主要靠海洋中天然生物光合作用的产物，以此为饲料来经营鱼、虾、贝等的养殖和捕捞。过去认为海业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产业，而是所谓渔业或农业的一部分，最近开始有了转变的兆头。要建设一批以水产品养殖和加工为主的港口小城镇。在这批城镇中有水产品加工厂、副食品厂、塑料厂、阀门厂、渔船修造厂和对虾养殖场等，这就初步构成产业体系了。再进一步，我们还应该把海洋渔业变成“海洋放牧”。这就是利用有些鱼类回游到淡水产卵孵化的习性，创造河港中鱼苗生长的条件。鱼苗长成幼鱼，自己进入海洋；成鱼自己又会从海洋游回来，正好捕获。海业的范围还有海带、海藻的养殖业，虾、贝的养殖业等。海产品多了，必须发展加工和深度加工以充分综合利用。要真正形成知识密集型产业，要考虑多层次的加工和辅助设施。应以我国近海区的海洋渔业和海水养殖为主，建立港口城镇，发展水产加工业、储藏业、渔船修造业等，形成多层次的渔业产业生产基地。我国的海水养殖业发展很快，产量一九八三年占世界海水养殖总产的百分之四十五，但还要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海洋渔业落后，要引用新技术。仅采用人工渔礁一项技术，就可增产水产品十几倍，再用先进的科学方法搞“海洋放牧”，我国的水产品就会大大增加。
第五类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是利用沙漠和戈壁的沙业产业。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和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极干旱不长植物的只是少数，大部分还是有些降水，有植物生长，有的还长不少的多年生小植物，也有小部分干旱地沙漠化了，那是可以考虑引水灌溉的。目前人们从沙漠和戈壁获取的只限于特产的药材，但也只采不种。我们没有一个经营概念，实际上这1亿亩沙漠戈壁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作为沙业产业，就应该既采又种，提高产量。最近看到一项研究报告，说有一种无机物可能以在沙漠中利用太阳光的能量来固铵。沙漠里的太阳光很充足，我们远远没有利用这个潜力。现在国外有人研究在沙漠地里种一种耐干旱的“石油植物”，收割后可以提炼类似原油的产品。这样，沙漠和戈壁成了取之不竭的地面油田，还可以干点别的，那真是沙业的大发展了。
钱学森指出：现在说第五次产业革命，谈外国的东西比较多，国为他们在科学技术上走在前面。但是，我们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与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亿万农民发明、创造了一条自己的路。我们可以直接借鉴外国的地方当然很多，但是不能从总体上借鉴外国的农业发展。为此，要创建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也就是知识密集型的农业产业、草业产业、海业产业和沙业产业。假如我们真正走成那一步，很可能会消灭三大差别。首先，城乡差别就没有了。将来建设的集镇、居民点，都是文化水平相当高、文化设施齐全的。第二，工农差别也要消灭。因为这些知识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其组织的严密性与大工业是一样的。这样，因为知识密集型的产业生产要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自然会带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消灭。看来，三大差别的消灭很可能要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二十一世纪。
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包括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大规模生产组织的技术和第五次产业革命的信息技术、情报技术和社会的分工、组织技术。现在都在谈论信息化社会。我们要补课赶上去，运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成就，然后迎接第五次革命，这些都是为了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叶，完成第六次产业革命。从现在算起，我们要看六十年，制定六十年战略，就是小平同志说的用五十年的时间达到这个目标，实现第六次产业革命。或者算总帐，要用七十年时间，走完世界上几百年时间的发展过程。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规划，涉及的范围很广。
为了实行农业型的高度知识密集产业，必须提出大力培养农业型产业专门人才。应当从全部的、农业型的知识密集型的五个产业，来认识农业科学技术的概念，加强对生物资源的全面调查研究，发展新技术革命的生物工程技术、生物化工、农业系统工程等科学。钱学森建议成立这方面的研究中心，组织各学科的科技力量，共同协作攻关；还要建立理科与农科结合的“理农综合大学”，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最后，钱学森提出，为了深入研究和发展这类产业体系，有必要在不同地区，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设置试验点，调集科学技术力量，创造经验，开辟道路。
附录2钱学森关于第六次产业革命的通信
引自《钱学森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
吕宗耀同志：
五月八日信收悉。《文摘报》的东西是编辑同志搞的，我没有看；《世界经济导报》登的是对的，是我的看法，但与国外的说法不同，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的。我认为产业革命分以下各次：
第一次：农牧业的出现和兴趣，大约公元前七、八千年；
第二次：商品生产的出现和发展，大约公元前一千多年；
第三次：大工厂生产，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
第四次：国家以至跨国大生产体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是我们要补课的那一次产业革命）
第五次：电子计算机、信息组织起来的生产体系，即将到来的这一次产业革命；
第六次：高度知识和技术密集的大农业，农、工、商综合生产体系，可能出现于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
以上供参考。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5．10
第二节大农业革命的现实意义
从钱学森年提出“大农业革命”的观点到现在，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2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进入新阶段。大农业理论也在实践中不断的完善、成熟。近二十多年来，由钱学森发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参与，集成攻关，兴起的对钱学森大农业产业技术和理论的积极探索与实践，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大农业的理论更是深入人心。人们通过对钱学森二十多年来关于大农业的思想的研究，终于领悟到了作为“两弹一星”巨星的钱学森，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诸多技术科学领域做出的开创性贡献的科学家，为什么在晚年对与他从事的专业相距很远的农业情有独衷？他不但自己不遗余力地推动这项工作，而且动员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他的儿子和其他亲属都致力于这项工作？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为这事感到困惑。直到钱老去世前的几年中，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答案。我们终于发现，解开钱学森“大农业”情节之迷的关键点在于解读钱学森“大农业”理论的“大”字。原来钱学森的“大农业”的“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大”，而是与他创建的“大系统”论中的“大”同义，即这个“大”是由整合，由集成模块化而做“大”的，是按系统成长的规律做“大”农业的意思。其本质是开发系统的整体涌现性的社会应用。这种关于整体涌现性的开发，与袁隆平关于杂种优势的开发其意义是相似的，他是希望通过推动“大农业”来促进系统科学的理念与技术首先在农业领域实现应用技术化和产业化，并由此兴起一场以系统科学技术为产业革命先锋的产业革命，这就第六次产业革命，即系统科学的应用技术化的产业革命。这也正是钱老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思想的核心，即通过系统科学的应用技术化兴起一场产业革命。系统科学的应用技术化推动的产业革命就是第六次产业革命。所以，第六次产业革命是继信息技术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即系统技术的产业革命，或者说就是整合形成的整体涌现性效应的技术开发的产业技术革命。
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钱学森的“大农业”看成是通过运用整合技术来全面提升和改造中国的农业产业，具体来说就是全面运用先进的现代生物工程技术、信息工程技术、先进的管理技术，依据共生原理，通过创新思维，综合工业化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等迄今为止的各类农业思想的科学内涵，来全面改造和创新传统农业，形成种植、养殖和加工一体化的、无废弃物（或废弃物排放最小化的）的、无污染（或污染物排放最小化）的生态循环经济体系。
“大农业”首先区别于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其次区别于传统概念下的“工业化农业”、“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其主要特点在于：
其一，“大农业”重视传统农业所一直“忽视”（或者说：不能大量开发和有效利用）的第三大类生物资源即微、小生物资源（第一大类为水稻、小麦、玉米等为代表的植物资源，是传统种植业的生产对象；第二大类是以牛、养、猪等为代表的动物资源，是传统养殖业的生产对象），并充分利用微、小生物资源来消化和转化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有机废弃物，由此形成了生态循环系统的关键枢纽。通过农业各子产业的部类间“杂交”或整合，形成整合的、模块化集成的系统农业产业体系。
其二，“大农业”强调了生物产量的综合开发，而传统农业只利用了生物产量中有经济意义的部分，除此以外占生物产量一半以上的非经济产量构成部分被遗弃。例如水稻、小麦、玉米的秸秆，从生物产量来说和果实差不多，这些秸秆对于某些生物的营养食用价值不亚于谷物。它们一旦被这些生物食用，即有可能被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经济产品，这正如人类无法直接食用的草一旦被奶牛食用，即转化为对人类来说营养价值很高的牛奶。但是，人类以往的做法往往只是把谷物打下来，秸秆则烧掉或扔掉，这就意味着将一半的生物产量丢弃掉了。
其三，“大农业”强调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三效合一，而以生态效益为导向，传统农业常常忽视生产过程中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对农业造成的长远影响。
在“大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当中，不再有污染和“废弃物”的概念。传统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废弃物”将被赋予一个新表述：“非经济产品”，又叫“待开发资源”。大农业循环经济将一个区域看成一个大的资源体系，在这个区域经济体系当中，产出经济产品的每一个环节所形成的“废弃物”均成为下一个环节的可利用“资源”，从而形成范围大小不同、层次高低不同的资源循环利用途径，使系统内一切“资源”都具有可利用性，都可以通过系统循环成为符合人类利益的经济产品，在最大限度内获取经济产品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避免“废弃物”的产生，最大可能地消除“环境污染”，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系统的产出效益最大化与污染最小化的目标，真正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大农业”观的提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后工业时代，伴随着先进的管理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知识经济与创意产业等技术形式与经济体制变革的社会管理科学革命相结合，通过系统集成而形成的一种大农业观。人类社会发展到后工业时代，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知识经济等的巨大冲击下，传统工业经济体系及工业社会所固有的各类矛盾前所未有的激化，例如工农对立、城乡分裂、生态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社会关系紧张等等。“大农业”观致力于为传统工业社会积累的“发展综合症”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致力于寻找后工业时代的农业与工业及各类新产业一体化发展的产业共生机制。
就其产业形态与产业模式来说，“大农业”应当被视为是迄今为止的多种产业形态与产业模式的综合；就其技术形态和技术特征而言，“大农业”是迄今为止各类科学技术革命成果、企业管理新模式、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成果的组合；就其社会形态和社会特征而言，“大农业”是新时期的新型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和新型生产者的结合；就其效益观念与效益目标而言，“大农业”是在大系统、大生态与大循环范围内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共同提高。
大农业观的提出，反应了新时期我们对农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深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大农业革命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深远的历史缘由。
归纳起来，人类农业生产在战胜自然、取得成功的同时，产生三个方面的副作用：
一是由于大量使用矿物能源，以及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使得农业生产过程产生出大量有害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对大气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是农业上集中采用少数几种生物品种，使农业生态受到破坏，丧失了生物多样性。单一种植某种高产作物，自身即会成为农业污染源。
三是农业技术的选择不当，包括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大规模畜牧业集约化饲养而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土壤板结问题、草场退化问题、昆虫、病毒产生抗药性问题等等。
加入WTO五年后，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国际及国内市场环境发生显著深刻变化，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背景要求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的快速转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不断加大，农业生产方式需要并且正在发生巨大改变，农业产业化进程越来越快，涉及领域越来越宽泛。
具体而言，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着三大基本挑战：
一是日益严重的食品危机和粮食危机带来的挑战；
二是日益严重的生态污染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挑战；
三是日益严重的资源枯竭和能源危机带来的挑战。
这些问题和面临的挑战，都是由于缺乏系统思维和系统技术的应用技术化落后于社会发展需求的结果。系统科学的应用技术化通过开发整体涌现性为生产力是解决这些问题和应对这些挑战的根本出路。
作为拥有年文明史的传统农业大国，我们有无信心和能力解决好人类农业面临的共同问题？有无信心和能力解决好我国农业当前和今后面临的巨大难题？有无信心和能力跳出目前越陷越深的困境？我们能不能就像横空出世的青藏铁路一样，为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闯出一条“天路”来？答案是肯定的！
钱学森通过“大农业”理论的研究，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在于将系统科学的技术原理的应用技术化，引发一次空前规模的产业革命来实现，而这个时刻点定位在二十一世纪。
21世纪被称为“城市化时代”。21世纪的城市化概念，必须引入全新的理念和开发的内容，使二十一世纪的城市发生一场空前的大革命，这就是城市生态化革命。目前全世界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21世纪末，将有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成为人类生活与生产活动的中心，同时城市的发展将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和地位。
21世纪又被称为“生态文明时代”。生态城市成为城市发展的理想模式，绿色经济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放在了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实现“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
中国的发展，把不同时代的历史使命都浓缩到同一个时刻点：中国至今还没有完成西方国家早在16到18世纪就已经完成的那场农业革命，而西方国家那场历史性的农业革命，推动和孕育了工业革命和市场化革命；中国半个多世纪的超常规发展是以农业补给工业、农村补给城市的模式来推进的，这种模式对于推动中国经济从封闭状态的小农经济走上面向世界大舞台的现代市场经济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也造成了城市与乡村、农业与工业两大经济板块之间的两极分化。中国沿续数千年的小农经济格局至今没有改变，却依然支撑着一个对整个世界都构成冲击的中国工业经济体系。同时，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和创意产业经济的到来，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的突现，敲响了以庞大能源和资源消耗为特色的现代工业经济模式的丧钟。当西方工业社会背负着已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历史包袱，由惯性支配难以转向的时候，曾经在工业文明中被西方遥遥甩在后面的中国却可以轻装上阵，成为后工业时代产业革命的发动者、领跑者。
当今中国正面临着一次酝酿数百年之久的历史机遇。中国曾错过了工业革命的历史机会，当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期。新中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的时期进入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中国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建设，架起了超越历史、直通工业文明的桥梁，但这是以扭曲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为代价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式智慧创造了中西文化结合的典范，同时也迎来了变革时代的伟大历史机遇，使城乡统筹的新农村建设与“生态文明”、“后工业时代”、“第六次产业革命”不期而遇，将中国的产业革命推上世界历史舞台。“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兴起，使中国被推上世界产业革命的风口浪尖。
时代列车载着鼎盛时期的工业文明步入生态灾难日益深重的危机阶段,呼唤着后工业文明——绿色经济时代的诞生。世界有识之士已经从东方大地上看到了后工业社会新文明的曙光。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在《生态经济》一书中通过对中国生态经济的研究，得到了启示，他充满激情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现在就可以瞥见这种新经济的样子了！布朗热情洋溢地写道：中国在淡水鱼共生养殖塘中大量生产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鲤鱼、鳊鱼等商品鱼，就是世界高效生产动物蛋白质的一个样板。中国还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是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和水利资源尽可能提高其粮食产量。中国为遏制气候变化而积极采取行动，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列。这些都是“中国式新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的先声。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当代领导者已经认识到通过推动城乡统筹来推动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可以预期，中国有可能在最近十多年内发生一次农业革命，中国革命早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历史话剧，将在今天中国的经济舞台上重演，并使我国经济建设从此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八字宪法永放光芒!——新中国农业生产力的革命毛主席不但对上层建筑、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驾轻就熟、胸有成竹，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对生产力领域的革命，依然是既提纲挈领又细致入微。毛主席深入群众深入实践，依据中国国情，追寻社会主义的强国目标，遵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规律，不仅亲自制定工、农、科技等各行业的宏观部署，而且亲历亲为的主持制订系统的工作规划。每一项部署都是有目标、有步骤、有方法、有分析、有预见的科学方略。
由于毛主席革命、科学认识路线强有力的指导，使得我国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下面仅就毛主席农业对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作以浅薄的论述。
一、气吞山河的农业生产力变革宣言解放前我国是一个私有制小农经济的农业国，由于备受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农村贫穷，农业落后，农民困苦，农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新中国建立后,如何用世界7%的土地养活世界24%人口?近有五亿多人现实吃饭之忧，远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迅速发展之虑。毛主席以革命领袖和大农业家的战略思维 毛主席在年底组织起草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正案》和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最早的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和详尽的纲领。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日益丰富和完善。
同时毛主席提出要“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把新型农民看做是新农村和新农业的根本。对农民进行了深入持久的热爱祖国、热爱农村、热爱劳动、爱社如家的思想教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村文化知识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学习、普及运动。并号召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
经过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确立了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农、林、牧、副(包括社办工业)渔全面发展的经营方针，为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为了迅速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毛主席审时度势科学的总结了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系统、深刻、简明的归纳了农业生产的基本内在要素，在年亲手起草(农业十七条);年亲自主持起草了(农业四十条)的基础上，于年末及时的提出了农业。
的内容概括为：土、肥、水、种、密、保、工、管。
其主要内容是：
土：整平土地，保持水土，土壤普查，(按地块制订土壤成分档案)，改良土壤，因地改良、因地种植、因地施肥，拓荒扩大耕地面积，施行土地利用规划。
肥：广辟肥源，测土施肥、按需施肥、科学施肥，针对土地和农作物的类别增加肥力、提高肥效。
水：大办水利，建立和维护灌溉水源，兴修蓄水和灌溉工程，合理用水，逐年扩大旱能浇、涝能排的高产、稳产田面积。
种：培育、繁殖、推广、普及农作物的优丰产良品种。
密：合理密植，适度增加单位面积的农作物株数。
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
工：改良、创新农业生产工具。
管：精耕细作，加强田间管理。改进耕作方式，扩大复、套、间种、轮作面积。搞好除草、追肥、铲蹚、收获等系列环节。
是现代的农业科学理论和传统的农业实践经验的完美结合，作为我国农业科技的母法，它是农业综合技术的高度总结，准确的指明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着力点。
八字宪法所规范是是典型的生态、有机农业。要的是蓝天、碧水、净土，绿色有机食品。走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道路。既符合人多、耕地少，山区和丘陵多、农民多、农民穷，资源少，科技不发达的我国国情，又符合人类农业的发展方向。
毛主席提出八字宪法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从整体上营造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从规律上引领我国农业生产力迅速而有效的发展，力争我国农业的持续丰产、长治久安。这也充分体现着毛主席珍爱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尚情操;严谨精深的思想智慧;敢于翻天覆地的胆略气魄。
二、改天换地的农业生产力革命运动为了人民世世代代的幸福，誓要把全国的山水林田重新规划、重新改造、重新安排。古往今来只有毛主席带领的中国人民才敢想，才能做!一场群众激情燃烧的农业生产力的革命运动在全国竞大气磅礴的开展了二十多年!
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做到了思想动员和组织保障相结合;群众运动和专业队伍相结合;科学技术和传统经验相结合;单项(元)工作和综合(整体)工作相结合，使之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既迅速又有效的开展。
在全国范围内逐步设置和加强了服务于农业生产力的国家机构和单位建制。如：县级设有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农机局、农电局、农业科学研究所、农机研究所、农机学校、种子公司、国营示范农场、化肥厂、农机厂等。公社设有农业站(或兼设种子站、土肥站)、林业站、水利站、拖拉机站、农业中学、供销社(购、运、储、售农业生产资料)。大队和小队设有农业技术员(组)、试验田地块。形成了管理和服务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力的综合网络。
1、土地是农业的基础。八字宪法中土是肥、水、种、密、保、工、管的载体，而整平土地又是利于灌溉、排涝、保持水土、深耕细作、机械化作业的前提。在土地平整度较好的地区和较大面积的地块，规划了便于作业和管理的田、沟渠、路、树结合的丰产方田。在山、坡地块修建梯、台田并闸沟防止水土流失。
山西大寨大队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苦干加巧干，靠人工率先做到了山、坡地梯田化，壤土“海绵化”。大寨亩产持续增长，到了70年代已经粮超千、棉过百。上交国家的公粮持续大增。
河北沙石峪大队以“万里千担一亩田”的愚公移山精神，人工长途挑土造田多亩，将原来在石头窝里的(近3万块)亩土地，手工开凿改造成了(块)、亩高标准的大寨田。从年到年，沙石峪共动土石方万立方米，投入劳动力万个，在青石板上创出高产，震惊了世界。自年4月29日，周总理陪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沙石峪参观，之后的短短几年间，沙石峪接待了个国家的(包括4个国家元首、16国总理在内的)0多位国际友人。
全国大规模的展开了整平土地、加厚土层、改良土壤(碱土掺酸土，黏土掺沙土)、拓荒造田、整齐连片、使耕地质量升级、数量增加的土方工程。
仅就河南省志记载：在—的“四五”期间，河南省大规模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运动。每年冬春4个月，最高上工人数达到—万人，占全部农业整、半劳力的50-60%，共完成土方25.79亿立方米。可以推见全国工程之宏大。
解放后国家先后组织专业部队和知识青年对东北和西北进行了大面积垦荒。到改革前，仅这两个地区新增耕地就达到～万公顷，全国总计增加耕地近一亿亩，耕地面积增加6%左右。同时，国家通过灌淤方式对黄淮海、宁夏等地区的上亿亩耕地进行了土壤改良，使长期低产田变为中产甚至高产田。
2、庄稼一枝花，全凭肥当家。肥料特别是有机肥对农作物的当年增产、持续增产改良土壤都起到重要作用。
在建国之初，毛主席在积极倡导化肥工业的同时大力提倡有机肥。年，毛主席在关于兰溪上华合作社养猪厂的批示里，发出了“养猪积肥”的号召。年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毛主席写到：“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肥工厂”。毛主席清晰地勾勒出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健康农业的基本框架。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还明文规定，“绿肥种植”可计入“复种指数”。年,毛主席又提倡:“沼气既能点灯做饭又能作肥料,要大力发展”。
到60、70年代，中国在努力建设化肥工业并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有机肥料的推广使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厩肥、绿肥、堆肥、沤肥、老塘水、河淤泥、沼气渣、风化煤...等广泛肥源被用于提高土壤腐殖质。在有“煤苗”的地区，“风化煤”还被农民们用土法制造成“腐殖酸铵”、“腐殖酸磷”等较高等的土化肥。
在六、七十年代提出了旱田主要农作物亩施万斤农家肥的原则。在充分利用现有肥源的同时，集体和社员家庭积极响应毛主席养猪积肥的号召大养其猪。各公社和有条件的大队都因地制宜的建立了能进行简单生产的土化肥厂，生产出大量含量明确、肥效突出的肥料。并注意在测土的基础上，因地、因作物需要科学施肥。一场学习大寨增加壤土腐殖质含量、建造“海绵田”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
随之国家和各省不断的投资建设大中型化肥企业的同时，70年代初国家在每个县都建立了标准、规范的中小型化肥厂
年春，我国第一套年产4万吨尿素的设备试车成功，制造出第一批高效化肥。
年我国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年时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
年，我国又开始设计制造30万砘合成铵装置。
化肥产量从解放初的三万九千吨到70年代中后期迅速增加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
3、年，毛主席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中国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农民拿着大锤、钎子、铁锹、挑筐，赶着马车，推着小车，大闹水利。从此中国拉开了农业水利建设的辉煌大幕。水利部长傅作义曾做了一个题目为《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的总结,说截止到年1月31日,四个月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旧中国四千年以来所积累灌溉面积的一半。
截止“五五计划”的结束时的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灌溉密度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同时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万亩的盐碱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数百万座10万立方米以下的塘坝尚不在统计之列)。人工河渠总延长万公里，配套机井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当在3亿立方米以上。有资料表明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
河南林县“红旗渠”，是20世纪60年代林县人民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英雄气概，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引漳入林的宏伟工程，渠线纵横1多公里,被誉为“人工天河”“世界第八大奇迹”。
林县处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历史上严重干旱缺水。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因缺水造成的生活、生产的困难局面，他们决心从70多公里以外的山西省引入了漳河水，从年2月至年7月修建了工程宏大的红旗渠。
英雄的林县60万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施工条件下顽强战斗十个春秋，硬是用锤钎、撬杠、锹镐、炸药奋力劈开了太行山，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个山头，架设了个渡槽，凿通个隧洞，修建了干渠70.6公里，干渠、分渠、支渠、斗渠共1多公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贫困面貌。
4、种子革命。早在互助合作化时期，农业上就开始了有组织的对优良品种进行培育和推广的工作。
年就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制订了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任务。按照当时的规划就把培育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等作为农业科技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为此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对水稻、小麦、玉米、高粱、谷子、棉花、大豆、油菜、烟、蔬菜等农业种子的改良研究，建立了有组织、有规划、合作攻关的国家科研系统。并陆续的健全了农业种子繁育、推广的组织机构、人员队伍、重点地区和独立的培育、示范地块等社会整体工作网络。普遍的说基层公社一级都有种子工作的专业人员、专业地块。年我国各地的人民公社已经建立起五千四百多万亩种子基地。
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关科研部门培养的优良小麦、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梁等就开始在生产中推广。年全国召开了第三次农作物育种工作会议。在会上各地交流了经验，同时推荐了72个新育成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优良品种。这些新品种还不断更新换代，促使农业产量逐渐提高。
70年代初，科研部门就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新技术应用于农作物育种，培养成水稻、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不仅使农作物产量提高、生长期缩短，而且具有抗病虫害等特点。从这时起，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等方面的成就逐渐领先世界，
各级政府、各人民公社对农作物改良和育种工作都十分重视，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选育和推广良种的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南方种植水稻的地区，早在年良种种植面积就达到其总面积的80%;杂交高粱播种面积在全国达到20%;杂交玉米约占三分之一;小麦抗锈、抗倒伏、高产品种更是普遍推广。七十年代初，我国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20-30%。
就水稻品种的研究和改良来说，全国就有十几个省的科研部门以及人民公社、生产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优良成果获普遍推广的先后也有十几种，亩产都达千斤以上。
吉林省海龙县河洼公社社员李贞生于年就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是新中国最早培育出杂交水稻的人。年他与海龙县农科站、海龙县“五七中学”又一起培育出杂交水稻种子，同时还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葵花稻等。李贞生等人的成果，当时作为教学内容编入吉林省的中学教材，还拍了科教电影。
袁隆平小组被抽调研究籼型杂交水稻是从年开始的。年杂交稻研究被农业部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即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年袁隆平小组的杂交新品种实验成功，年即被批准大面积推广种植，结果使水稻产量增产20%以上，亩产达多公斤。同期培育水稻新品种的并不只有袁隆平小组一个，全国约有十六七个科研单位的上百研究人员、上万个农村公社生产队的农民参与。他们都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成果。
小麦、玉米、大豆、谷类作物品种的改良中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成就都是很突出的。例如著名农业科学家李振声研究杂交小麦，反复试验十多年，取得了成功，新品种使小麦亩产增长25%、在七十年代就达多斤。还有以李登海为代表的玉米品种改良，在年就达到亩产斤，如今已经更新升级了数十个品种。
5、合理密植。传统农业中的习惯稀植是制约单产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密植就是为了达到单位面积上有效株数的最大化,从而创造单产最大化中的株量条件。“八字宪法”中“密”字的涵义是合理密植，是对过去的稀植而言，而且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密植。在全国范围对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种类和品种的农作物的合理密植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实践试验和样板示范。通过适度缩小株行距、增加穴种苗数量、增宽播幅等途径，摸索出全面、系统的合理密植的各种模式。推动了粗疏稀植的传统农业生产形式向合理密植的科学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6、植物保护。新中国从科研、教育到生产部门，从科技人员到广大农民都积极动员起来，充分利用农药、生态、土办法、人工等各种手段，完成有效的抑制、根治农作物病虫害的工作。
年以后直至60年代中期，我国农药事业的科研、高等教育和研发产业化方面的工作不但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0年，开始了对硫磷的小型生产。四川泸州化工厂新建滴滴涕车间于51年投产。
51年华北农科所、上海病虫药械厂研制的六六六投产，浙江化工研究所研制的毒杀芬在浙、闽、皖等省投产。
52年沈阳化工研究院研发的六六六在沈阳投产。滴滴涕和六六六的研制、生产拉开了我国现代农药工业的发展序幕。
50年代初，南开大学杨石先和他的助手首先合成了我国独特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57年在天津农药厂建成投产了我国第一个有机磷杀虫剂——对硫磷生产装置。
南京钟山化工厂是我国于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最早专门生产农药加工所需的化学助剂的生产企业，为我国的农药乳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乳化剂，直到今天，也是水基性制剂加工助剂的主要供应商。
66年，我国研制的久效磷、螟铃畏等三种有机磷农药以及除草剂燕麦敌，杀菌剂叶枯净，植物生长调节剂矮壮素等新农药，先后投入生产，
新中国既重视化学药剂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又 年，杨石先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份《关于我国农药生产，特别是有机磷生产的几点意见》。同年，周恩来总理委托杨石先筹建了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开展了以使用安全为重点对有机磷、有机氟、有机硼等领域的科学研究。
在我国现代农药起步阶段，相应的有关农药学科的高等教育事业也同时开始创办。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化系已开设了农药方面的课程，其同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培养出大批农药专业的研究生。这些有远见的举措，为农药事业的创制发展准备了人才条件。
这期间，沈阳化工研究院继六六六研究成果产业化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开发了系列的农药品种。如杀螨砜、三氯杀螨砜乙基内吸磷、对硫磷、敌敌畏、甲基内吸磷、代森锌代森锰、2，4，5-三氯酚铜、克菌灵及多品种的除草剂。省市化工(农药)研究单位江苏所、浙江所、四川所、湖南所、安徽所、上海所、山东所、广州所等也做了大量仿制工作。
在有机农药合成工作起步的同时，我国开展了粉剂、可湿性粉剂、油剂、乳油和复配剂以及相应加工助剂的研究工作。
到年研发出甲(乙)基对硫磷和六六六混合粉剂，即“甲(乙)六粉”来代替单一的六六六粉。甲六粉是复配制剂中最成功的一个典范，其杀虫谱广、药效好、使用既方便、又安全，还不易产生抗药性，对农业贡献巨大。
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农药科技攻关工作开展得扎扎实实，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例如，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发出防治甘薯黑斑病和水稻苗期病害效果很好的乙基大蒜素(随即开发出抗生素、);上海农药研究所研究的直到如今仍为防治水稻纹枯病的首选药剂抗生素井冈霉素;年沈阳化工研究院合成并筛选出多菌灵，年完成中试，年投产，比BASF公司至少早两年。多菌灵是内吸性杀菌剂，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几种内吸性杀菌剂之一。
仿制农药稻瘟净、异稻瘟净、克瘟散等的投产，再加上代森锌、代森锰等复配剂的生产，以及氟硅酸钠等在小麦锈病地区的使用等，这就为禁止生产、禁止使用不利于人、畜健康的农药创造了基础条件。年我国宣布停止赛力散、西力生等产品的生产，年禁止使用。75年，国家石油化学工业部以(75)油化长字节9号文《征求关于划分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概念的初步意见的函》，以国家指令形式对农药提出了高效、低毒、低残留概念和划分标准，以确保人畜安全、环境安全。
禁用有机汞以后，我国又不断研究、生产出其它高效杀菌剂，例如托布津、甲基托布津、硫菌灵、甲霜灵等高效内吸性杀菌剂，以及三唑醇、三唑酮、烯唑醇、丙环唑等。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的植物病害和虫害有十一种，其中的棉花蚜虫和红蜘蛛，在集中的产棉区已经基本做到不卷叶，不红叶，达到消灭危害的要求;对于蝗虫和粘虫，也做到基本控制，不使为害;其他如麦类黑穗病、水稻螟虫等等的危害损失率一般已降低到百分之二以下。
由于综合防治手段的持续使用和不断加强，年许多地方就创造了几万亩、几十万亩耕地连片的无病、虫害种植区。六十年代我国基本上消除了肆虐中国农业数千年的蝗灾危害。
年我国有关科研部门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等问题。
7、农机具的革命毛主席对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指示和理论论述很多。年4月，毛主席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论断。并要求“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还指示“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年，在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确定“我们党发展农业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
新中国建立以后，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包括动力机械、耕作机械、运输机械、收获机械、水力机械、林业机械、饲料机械、场上作业机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和农机零配件制造等行业的农机工业体系，能够生产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农用运输车、水泵等各种农机产品。创建了洛阳，天津，佳木斯等大型农机制造企业。
我国农村普遍存在人多地少，多山区丘陵，不适用大型农机作业的情况。因此，在国家的支持下，又开发了大量新式畜力农具，如步犁、耘锄、播种机、收割机和水车等。
我国农机推广体系是从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年为促进农具改革，建立了新式农具推广系统，到年底共推广了各种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五亿二千多万件。自60年代起，国家确立了因地制宜、典型示范、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的农业技术推广原则，形成了以国家农机推广机构为主导的事业型推广网络。
到年，全国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达到85.4万台;小型拖拉机达到.8万台;农业用汽车达到35万辆;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达到万台;农用水泵达到.7万台;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机具达到.5万部;小型拖拉机配套农机具达到.8万部;谷物联合收获机达到台;饲料粉碎机达到.9万台;磨面机、碾米机、轧花机和榨油机共.1万台。年，机耕面积达5.24亿亩,占耕地面积的39%。机电灌溉面积达3.76亿亩，占灌溉面积的56.4%。
8、田间管理的革命。三分种、七分管。“管”就是对土、肥、水、种、密、保、工等生产要素的科学配置和综合运用。
新中国成立后，耕作制度实施了“精耕细作”的全面变革。倍受史家推崇，毛主席创造了农耕“精耕细作”的词和意。“精耕细作”既高度概括了整个中国古典农业耕作的全部经验、智慧，又从中国的农业客观实际出发奠定了现代大农业的发展方向。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有能力坚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精耕细作”。
加强田间管理改进耕作方法实行精耕细作。合理施肥;合理灌溉;合理轮作(换茬);多种高产作物;推广密植、间作和套作、增加复种指数、扩大复种面积。不违农时，及时播种，及时锄草、间苗，及时收获，细收净打，力求丰产丰收。
年我国农业复种指数为%，年就提高到%，年继续提高到%，等于增加耕地面积15%。
国家要求从年起，在12年内，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把复种指数(包括绿肥作物在内)分别提高到下列的水平：⑴五岭以南地区，达到%左右。⑵五岭以北、长江以南地区，达到%左右。⑶长江以北，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左右。⑷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长城以南地区，达到%左右。⑸长城以北地区，一般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已有耕地，减少撂荒面积，在可能的地方，力争扩大复种面积。
60年代初，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科学种田活动。70年代初，全国建立健全了县、(区)、公社、大队诸级农业科技网络。
各地人民公社大搞水平梯田、台田、丰产方田，大搞大田园田化。力争把大田种得像菜园子一样规范。
据国家统计资料：中国年至80年粮食由亿斤增至.4亿斤，约增2.5倍。
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斤，棉花1.6斤，油料9.5斤。到年，在人口增加近一倍的情况下，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增加到斤，棉花4.5斤，油料13.3斤，分别增长64%、%和40%，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近1/4的人口。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
年—年四类主要农产品增长情况：
1、粮食产量年比年增加17万吨，增幅为.96%，按27年计，平均每年增长3.5%
2、棉花产量年比年增加.5万吨，增幅为.48%，按27年计，平均每年增长5.8%
3、油料产量年比年增加.1万吨，增幅为56.6%，按27年计，平均每年增长1.1%
4、糖料产量年比年增加.5万吨，增幅为.3%，按27年计，平均每年增长7.4%
农业总产值从年的.5亿元增加到年的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8倍多。
～年农业增长业绩的国际比较
国家:中国苏联印度法国英国西德日本美国
年递增%:3.23.12.62.52.31.91.71.6
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毛主席对人类农业生产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科学归纳和哲学总结，是毛主席农业思想的组成部分。它标定了农业生产力发挥和发展的作用点。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下，新中国在全面贯彻的二十多年里极大的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全面的营造了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为农业持续的高产、稳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毛泽东农业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新中国不仅成功的解决了时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吃饭的问题，而且创建和保持了良好的农业自然生态环境，并且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创造了可持续的充足条件。
八字宪法永放光芒!
从毛泽东的“八字宪法”看农业之未来春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管仲说：“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农业是经济的命脉，是生命之所系，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农业，其生存与发展将十分困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农业史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一个大国，要想稳定发展，就必须把农业搞上去。农业成功了，一切都有了基础；农业失败了，一切都会失败！农业不仅是一个产业，也是国防的一道保护墙。有一个“蒸粟还粮”的历史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发生战争。越王从吴国借了种子，后来归还的时候，却把蒸过的种子还给吴国。吴国种下去后颗粒无收，于是闹了饥荒，被打得大败。这充分说明，农业是多么重要。
通观人类历史，渔猎民族消亡者多，农耕民族存留者众，何也？因为渔猎那样过多依赖自然，随时可能面临食物匮乏的危机。而农业则可以最大化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保证食物的供应。历史上许多渔猎民族消亡，都与食物缺乏有关。而中华民族能够长期繁衍，更是与一整套成熟完备的农业战略、农业技术、农业文化有关，农业使中国屹立于世界，领导世界文明一千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根据前人经验，总结出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意思是只要抓住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这八个重点，农业就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建国后，中国认真贯彻实施“八字宪法”，用了三十年时间彻底结束了历朝历代都不曾解决的饿死人的问题，终于使这个人口大国吃饱了肚子。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之科技进步，粮食产量提高更快，温饱问题获得更大程度的解决。然而这次的土地改革有利有弊，如是污染严重，城乡差距加大，地区发展不平衡，过度工业化与城市化导致的社会危机，更令人震惊的是，由于过度迷信科技，粮食质量下降，导致人体素质急剧下降，粮食安全问题，使中华民族有重新成为东亚病夫的危险……
细究起来，发现中国农业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不是无缘无故的，对照农业“八字宪法”就不难发现，当我们抛弃了毛泽东思想，抛弃了前人的宝贵经验，必然要受到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无情嘲弄。悬崖勒马，重新打开毛泽东制定的“八字宪法”，发现一切解决方案都在里面！
土
“八字宪法”针对土壤提出深耕细作、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等一整套方案。这是一个因地制宜的举措，在改革开放前乃至八十年代后期农村还能认真实施。然而随着后来农业科技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是化肥、农药杀虫剂的滥用。无节制的使用化肥，引起土壤的酸度变化，土壤盐碱化，各种有毒物质逐渐释放到土壤中，杀死有益生物，加重了病虫害，同时增加了作物中的有害成份。化肥的大量使用还直接造成土地板结，造成有机质的下降，从而影响了生物的生长。农药杀虫剂的使用对土壤的危害更大，农药进入土壤后，与土壤中的物质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一些有毒物质，这些有毒物质被农作物吸收后，又会进入人体。近年来，农药中毒事件屡见不鲜，这不得不令我们每个人去思考。
其次，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土地沙化和耕地大面积减少。工业化与城市化，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土地面积共减少了1.8亿多亩。再加上乱砍滥伐，土壤上的植被及覆盖物被破坏，形成了流沙及沙土裸露。而且随着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废水、废气、废渣都排放到土壤中去，导致了土壤的污染，水体、植被的破坏。
土地的种种惨状，使农业蒙上巨大阴影，为将来的发展留下隐患。
肥
肥，就是要合理施肥。就像人需要食物一样，农作物也需要食物，为它们提供各种营养成份。肥料就是农作物的食物。过去化工业不发达，农作物用的都是农家肥，无毒害。后来为了提高产量，加快生长周期，化肥在我们的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甚至形成了化肥依赖。由于我国是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地国，这两点使中国自然成为化肥生产大国和化肥消费大国。随着农村生产结构的调整，对化肥的需求还将持续增加。6年我国破天荒地全部取消农业税，粮食价格上涨，这样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以往的农家肥更是因为数量不足、不能顺应时代的需求，也不能像化肥一样将所有微量元素包含在内，这种在人们眼中看来只能阻碍植物快速成长的“农家肥”逐步退出农业，取而代之的是化肥的无度使用。然而对于化肥的副作用，人们却忽视了。我们知道，化肥中含有铬、镉、汞、砷、铅、氟重金属和有毒元素，一旦将含有元素的化肥播种到地里，无论是酸性的，还是碱性的土壤，都会被农作物吸收，直接危害人体健康，化肥是破坏粮食、破坏土地的元凶。一味追求化肥的增长作用，这种做法是非常有害的。
要想真正提高农作物产量，又不破坏土壤，只有让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农家肥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有机肥，有机肥的施用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土壤微生物，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的吸收容量，增加土壤对重金属等有毒物质的吸附能力。因此，两者的结合使用才是最好的方法。有机肥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取，比如推行秸秆还田、草田轮作等方法，再配以一定比例的化肥，既节省了化肥，又减少了污染，更重要的是农作物安全性更高，营养也更丰富。
水
水，在对农作物进行灌溉时要确保用水充足、适宜。
首先要保证用水充足。水是生命之源，无论动物，还是植物，都离不开水，古老的农业更是如此。所以古代文明都是以水源丰富的地方如河流、湖泊、水井为中心的。离水近的地方，农业就越发达，离水远的地方，农业就越落后。为了争夺制水权，人们经常发生冲突，许多战争，都是多水地区与缺水地区民族的战争。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衡，中国南北方、东西部经济发展长期存在很大差距。建国以后，为了缩小这种差距，早在年，伟人毛泽东就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的号召。毛泽东时代，全国各地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兴建水利工程，起到了巨大的抗涝抗旱作用，保证了中国农业的快速增长，解决了八亿人的吃饭问题。当时兴修的工程，许多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俗话说，过犹则不及，水用多了同样会对农作物的生长起到负面影响。由于水利之便，一些农民急功近利，为了提高产量，总会过度浇水，岂知揠苗助长，导致农作物味道和品质的退化，保存期缩短，甚至完全绝收。这在水果蔬菜上更加明显。这样，不但事与愿违，还浪费了很多地下水，造成周边地区水资源缺乏。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过度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争夺、占用了农业水资源，拆毁了大量水利工程，破坏了植被，改变了气候，增加了旱涝灾害。要想改变这种现象，还必须从战略高度上来重视农业，不能再向工业一边倒。
种
种，就是确保种子品质的优良。中国人民一直注重选种育种，种子是中国五千年来农业一直领先的重要保障。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农业科研机构。为了经济利益，他们研制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品种，这种新型种子，虽然可以提高产量，但品质却不能得到保证，尤其是转基因种子的横行。9年11月27日，农业部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国家。由于巨大的利润刺激，转基因种子已经成为农业用种的主流，中国过去的许多良种都已被淘汰或正在被淘汰。我们的生活到处都被转转基因包围了，转基因的玉米、水稻、大豆、花生、甜椒、土豆、西红柿……转基因食品改变了我们所食用食品的自然属性，它所使用的生物物质不是人类食品安全提供的部份，并未进行较长时间的人体安全性试验，这会对人体构成极大的健康危害。转基因种子不仅掠夺中国人的金钱，更重要的是掠夺中国人的健康。它不仅威胁粮食种子安全，也威胁到中国人的人种安全。它表面上解决了“吃饱”的问题，却带来了更大的“吃坏”、“吃病”、“吃绝种”的隐患。
密
密，就是合理密植，是指在单位面积上，栽种作物或树木时要有适当的密度，行株距要合理。通常以每亩株数（或穴数）来表示。株距、行距空间需要多少，没有统一的公式，必须根据具体的自然条件、作物种类、品种特性、以及耕作施肥和其他技术水平来确定。合理密植是增加作物产量的重要措施。
我们知道，植物和人一样，也是需要生存空间的。合适的密度，使作物得到充足的阳光照射和其他养份，既可确保农作物的质量又可确保其产量。然而物极必反，由于一切向钱看，为了增产增收，如今的农作物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挤越密，大大违背了正常极限。其实按照常理，一定的空间里，养份也是一定的，作物多了，单株作物所双能吸收的营养就会减少，作物质量和产量也就越低。密度过大，还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茎叶互相遮挡，阳光照射受限，从而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由于密度过大，作物生长缓慢，为了弥补，就不得不求助于化肥，这样产量虽然上来了，质量却大幅度下降了。
要想恢复作物的营养成份和质量，必须合理密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吃下去的粮食有粮食的成份，水果有水果的味道，蔬菜有蔬菜的营养。
保
所谓保，主要是对于墒情和病虫害的防治。所谓墒情就是指土壤湿度的情况。土壤中水份的含量直接影响到植物吸收水份的多少，也就是说土壤水是植物吸收水份的主要来源。而土壤水的来源主要是降水和灌溉，这些办法在有效保证土壤湿度的同时也有着相对的影响。工业的发展，使我们的天空已不再蔚蓝，天空中各种各样的有毒物质在蔓延，而我们所谓看似干净的降水，落到地上的也是含毒量丰富，有些地区出现降水酸化，这无疑对我们的农作物构成了威胁。
病虫害对农作物的生长破坏也很大。为了防治病虫害，我们采用了大量措施，像农药喷施就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农药虽然有效，但对粮食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大量农药喷洒在植物或植物的种子上，而农药中的有毒物质经过慢慢渗透，一部分就会残留在种子上，像我们平时吃的苹果、西红柿、黄瓜……上面都残留了大量的农药，而且这些东西正是我们每天生活不可或缺的，看似吃了新鲜的水果、蔬菜，岂不知我们每天都在和农药作斗争，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成为农药的牺牲品！
正确的方法应当用生物手段防治病虫害，而不是片面依赖化学。
管
管，则是具体的管理，一是对于人员的管理，二是对于财物的管理，三是对于整个农业产业、产业链的管理。管理方面过去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具有一定军事性，优点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劳动效率高，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缺陷是不够人性化，管得太严、太细、太死，人治色彩浓，容易导致弄虚作假、冒功领赏、形式主义等弊病。“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基层干部片面追求“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更使农民利益受到损害，劳动积极性降低。改革开放后，为了提高农民积极性，实行农村联产承包。短期来看，农民的积极性是调动起来了，但也使农业一盘散沙，不能统一管理，无论对于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科技资源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由于没有相应的战略化引导与管理，使农业生产盲目化，什么价格高种什么，成熟后造成积压，卖不出去，有的甚至烂在地里，产、供、销严重脱节。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就曾出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更加严重。
另一方面，由于承包者只顾短期经济效益，滥用化肥农药，甚至是国家严令取缔的剧毒农药也频繁使用，对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些问题至今未找到解决解决方案。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控制，必将成为长在中国心脏上的一颗毒瘤。
类似问题，在农业管理领域还大量存在。究其原因，是因为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不够，农产品价格太低、农业产业化程度太低、农业产业链太单一所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各行各业都高度产业化，只有农业产业化还踽踽而行，相当广的范围内都处于零散经营、靠天吃饭的境地。要想改变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必须加快农业产业化改革，大幅度提高农业管理水平，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实现产、供、销三旺，打造成熟、完备的农业产业链，使农业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工
工，指的是农业工具、农业机械的不断改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据历史可以看出，人类史上每一次农业工具的发明与改进，都带来农业的巨大发展。犁，是对刀耕火种的改进；水排、翻车、筒车，是对水井、水渠的改进；运河，是对天然河流的改进……农业工具、农业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人力物力。建国以后，我国在农业机械方面进步很大，以前耕种主要靠犁、耙、锨、锄，运输用人力、畜力，粮食加工靠石磨、石碾和石臼，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由于实施了“八字宪法”，技术不断革新，如今播种机、喷雾器、收割机、载重汽车、脱粒机、烘干机等等大面积使用。这些农业工具的变化，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和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可惜联产承包造成的土地分散、生产分散，使许多机器无用武之地，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链的建造，使产、供、销三方面造成脱节，这一点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表现更为明显。
结论
综上所述，从历史发展眼光来看，执行了三十年的农村联产承包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从生产力上看，它恢复了刀耕火种，是一种倒退；而从生产关系上看，则是从大集体生产，回归到了、刀耕火种、小国寡民状态。中国农业到了必须重新审视、重视定位、重新改革的时候！
于是我们想到了毛泽东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八字宪法”是中国人民五千年劳动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在农业领域的具体体现，由于它的实施，才保证了共和国建国前三十年的稳定发展。可惜在八十年代以后，这“八字方针”讲得少了，经常是根本不提，导致现在许多农民听都不曾听过这八个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各行各业都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成就。然而，一切都有一个饱和点，对于一个拥有十四亿人的大国更是如此。如今，许多产业都停滞不前，拉动内需的动力不足。某些产业如房地产及其衍生产业，甚至开始大面积衰退。
只有农业还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中国经济要想保持高增长，而又不引发社会动乱，就必须推动一次新的土地改革。众所周知，中国现代社会，先后经历了两次土地改革，一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地集体化，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联产承包。两次改革，在当时都具有进步意义。然而时过境迁，需要把两次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重新整合，推动第三次土地改革了。特别是第二次土地改革，实行的联产承包，需要有所改变。联产承包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但它不是永久有效的万应灵药。而应该与时俱进，适应新的形势。只有这样，才能跟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给中国经济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解放农民，解放农业，解放农村。
农业产业化，不是一阵风式的运动，不是面子工程，不是形象工程，不是政绩工程，不是圈地运动，不是十几年来的房地产那种无序的“布朗运动”，而应该有一个准绳。毛泽东制定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仍然具有无可替的指导意义。用毛泽东思想的强大武器，用“八字宪法”推动农业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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