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出土玉器浅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
报告介绍了安阳殷墟花园庄M54的发掘背景，墓葬形制，出土玉器，将M54的年代定在殷墟文化二期偏晚，绝对年代相当于祖庚、祖甲时期。该墓随葬玉器件，分为礼器类、兵器类、工具类、装饰品类及杂器类，约占随葬总数的38.5%，与妇好墓39.2%大体相当。
认为玉器中的部分兵器与安阳刘家庄墓地及广汉三星堆2号祭祀坑的同类器物较为相似，相互之间的异同反应了文化的传播与交融。
墓主头部的玉钺（玉圭）、玉璧戚均是是墓主身份等级的象征。
装饰品上的兽头饰与西周时期玉牌联珠串饰中的玉牌的功能相似。
商代玉器中数量众多的兽面饰、兽头饰造型来源，可能与车马器中的羁饰有关。
虽然商代柄形器在玉器中的地位并不显著，但是柄形器可能是唯一以形来体现精神观念中多层次的玉器，无论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平顶、神人、花瓣（羽）、神人、花瓣、龙首，还是商代的多层次花瓣（羽）柄形器，乃至西周时期镶嵌介字形冠结构的复杂柄形器，都是其它类玉器所部不具备的。它们承载着的特别意义。
报告还强调了玉器出土场景的重要性，强调不同层位和组合配伍及倒塌之后移位的复原。
夏至商早商玉器形纹特征初探
上海震旦博物馆吴棠海
夏至商早期的品类主要是玉璋、玉戈、玉刀、玉钺、玉镞、玉斧、玉璜、玉环及柄形器等，其器形品类与龙山时期大致相似，至于象生动物题材则十分罕见。部分器物的纹饰风格也延续到了商代晚期，可见夏至商早期玉器处于龙山时期和晚商之间，具有承前启后之关系。
报告从龙山玉器的范围、纹饰比较、琢纹工法比较、镂空工法比较、夏-商早期玉器的判别、出土物和传世品的鉴定、形纹特征排比归纳7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认为虽然早商时期玉器出土不多，但是透过龙山时期玉器与晚商玉器的排比分析，可以归纳出龙山玉器和晚商玉器在造型、纹饰及工艺技法上的特征。将此特征做为时代的符号，检视可靠的考古出土品，从中掌握玉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不同步现象，然后以此局部转变的特色作为鉴定早商时期玉器的基础，厘清早商玉器在承先启后的过程中所具有符号特征，与其所形塑而成的时代风格。此一时代符号的整理与判读，不仅可以用来鉴定早商时期玉器，更能推广到其他品项，帮助我们精准的掌握古代文物的特色，是「料工形纹-古器物学」的核心理念与应用。
古、仿古与变古：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玉琮的发展
台南艺术大学黄翠梅
玉琮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长江下游地区经历了由盛转衰的漫长发展过程，到了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又在遥远的齐家文化再度短暂复兴。到了商周时期，玉琮虽然持续出现在黄河及长江流域的遗址或墓葬之中，然而它们多数属于遗留自新石器时代的前期旧玉，这些玉琮或被重新改制，或被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物或珍贵物品留传下来。
报告梳理了晚商—商周之际玉琮在全国范围内分布状况，系统分析了殷墟地区商代墓葬出土玉琮、黃河中下游地区商周之交至西周早期墓葬玉琮的出土位置、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琮和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玉琮。认为各地区玉琮造形多样，来源也相当多元，除了遗留自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的玉琮外，部分玉琮的外形与新石器时代玉琮有比较大的区别，应是模仿自前期玉琮的当地制品，或是与同时期其他地区交流下的产物。再通过比较各地区出土玉琮形制与功能的异同，进而探讨它们可能的流传路径。
通过分析研究，总结出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玉琮的发展的三种模式—遗古、仿古和变古。
关于商代玉戚功用的浅析故宫博物院杨晶
报告对商代玉戚的名称和用途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商代玉戚的考古发掘背景。
对商代的玉戚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将其分成长方形戚和壁形戚两类，并对其在商代的演变规律进行总结。由形制特征与出土位置来看，玉戚的装柄应有横向和纵向两种方式：横向装柄，即将柄的上端一侧同戚身连接在一起，使锋刃朝向一侧；纵向装柄，即把柄的顶端同戚身连接在一起，使锋刃朝向上方。
在系统梳理玉戚资料的基础上，推定横向装柄的玉戚应属于仪仗性的短兵器，纵向装柄的玉戚应属于仪仗性的长兵器，至于不装柄的玉戚或许应为一种祭祀用器。
报告考察了商代玉戚上的扉棱，一般为双数，左右对称，按照齿数的多少，可以划分为六齿和四齿两种样式，并梳理了扉棱这一特殊装饰从史前—西周时期的演变轨迹。
报告还深入研究了商代玉戚的源流问题，认为商代玉戚是由二里头文化玉戚演变而来，西周玉戚则是在继承商代玉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玉璧的象征——以三星堆与金沙的玉璧为例
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报告首先对玉璧的造型渊源和用壁的象征意义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梳理，赞同学术界玉壁可能是模仿太阳形态的观点。
通过对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片及铜制的带柄三鸟纹有领壁形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铜树树干和数枝上的壁形铜环的研究，认为在金沙和三星堆代表的两种文化中，玉壁中央的圆孔具有太阳的象征，而壁轮则很可能代表太阳周边的气团，神话中托付太阳的神鸟正是在这个气团中绕着太阳飞翔。
同时认为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壁形玉器和铜器、包括其上的纹饰对于我们认识玉璧这类器物为何会取得“礼天”的祭祀礼器的功能将会大有帮助。
报告还强调了玉器抽象功能和象征意义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的问题。
妇好墓玉器纹饰见新现象的考察与研究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张照根
“妇好墓出土玉器自然老化特征的考察与研究”一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考古出土玉器科学研究”课题的子课题。
报告归纳了玉器纹饰见新基本定义，划分了玉器纹饰见新的类别，概括了玉器见新的对象，梳理了8种玉器纹饰见新痕迹识别方法，并对玉器纹饰见新成因及见新工艺时间节点进行了阐释。
报告对玉器纹饰见新痕迹发现的意义进行总结，认为玉器纹饰见新现象是客观存在，其发现对古代玉器研究、丧葬习俗、考古学理论甚至文物鉴定学理论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玉器纹饰见新工艺是玉器工艺流程不可或缺的环节，从广义见新的角度有助于识别古代玉器流转过程中自残、改制和修复的时间节点和特征。其玉器纹饰见新现象是中国传统丧葬习俗终极关怀的体现。玉器纹饰见新的发现不仅将考古地层学引向微观，完善了考古理论，同时，也为文物鉴定学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微观的证据。
殷墟玉器的原料来源问题
唐际根、荆志淳
殷墟玉器的原料来源问题深受学术界 许多学者曾经热衷于寻找殷墟玉器的“产地”，提出殷墟玉器的用料包括有和田玉、岫岩玉、南阳独山玉等。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显然过于粗浅。
随着学术界对史前和夏商时期各考古学文化用玉知识的增加，加上近年多处地点发现了新的玉矿藏，重新认识殷墟玉器的来源具备了条件。
“殷墟玉器的玉料来源、加工工艺与受沁机制”课题组对历年来殷墟出土玉器的综合分析，包括玉料的物理观察、近红外分析和拉曼光谱分析，以考古类型学基础上，就殷墟玉料的来源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同时对殷墟玉料研究涉及哪些问题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归纳。确认了真正属于商代晚期开采和使用的“玉料”，同时也确认了“遗玉”的大致范围和各种“遗玉”的大致占比。
论殷墟工匠墓及工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毓灵
殷墟自上世纪初叶发掘以来，已揭露的商代晚期的各类型墓葬万座以上，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如何依据墓葬随葬品、墓主人类学特征、墓葬分布等来研究墓主人生前的职业问题，一直未取得大的进展。
报告首先总结了殷墟手工业作坊的发现状况，通过系统分析初步将其分为中部宫殿区工业区、南部铸铜、制骨、制陶、制玉工业区、西部铸铜、制骨工业区、东部铸铜、制骨、制陶工业区四个手工业作坊工业区。通过对作坊区周围墓地发现墓葬形制、出土遗物的研究，结合体质人类学的材料，科学的对部分墓葬墓主人的身份进行辨识，目前身份为“工匠”的墓葬比较明确的有：铸铜工匠（如孝民屯、苗圃北地）、制玉工匠（如铁三路）、制骨工匠（如铁三路）、制陶工匠（如刘家庄北地）、制石工匠（如徐家桥北）、制贝工匠（如戚家庄东）等。
从事生产的工匠们，最基层的组织单位应是家族，这不仅从墓葬布局、形制、随葬品中能够反映出来，殷墟的甲骨文、金文资料也充分说明这些。家族手工业生产可以很好地解决技术传承问题，同时，也可有效控制技术外流。
殷墟手工业制品中，很多是礼器，诸如青铜容器、玉器等，为了对其生产进行有效管理，王室一方面把手工业作坊相对集中布局，如铁三路制骨、苗圃北地铸铜、刘家庄北地制陶等就是如此。同时，王室还设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司工”一职可能就与此有关。
周人灭殷之后，把大量的手工业者迁徙或分封给诸侯国，在洛邑、宗周也大量发现所谓的“殷遗民”手工业者，而手工业生产组织与管理的方式则是采取家族式管理方式。
殷墟晚商玉器工艺初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晓红
报告首先对这一课题的缘起及相关实验方法进行了总结，同时梳理了中国早期玉器切割技术的分布状况。
研究认为殷墟晚商时期，虽然大型玉器减少，但是玉器器形规整，应是以锯片切割为主要的开料技术，该技术也用于二次加工，与二里头文化相比并未产生明显变化，此外玉器上的镂雕部位出现某种“线锯”技术。
通过观察妇好墓出土玉器，可发现在殷墟晚商时期，无论片状或圆雕玉器，丰富而规整的阴刻纹饰成为必不可少的装饰需求，图案的重复性和对称性特点为该时期玉器添加了均衡和谐的美感。究其缘由，应是玉器传统的延续和晚商青铜文化浸染共同促成。
锯片切割技术在玉器的二次加工方面的应用相对较复杂，存在两类技术：锯片切割技术以及某种细窄的线状工具携带解玉砂进行切割的技术。前一类技术承自早期玉器技术传统。然而，后一类“线锯”技术与新石器时期盛行的砂绳切割技术并不相同。提出了中原时期晚商时期是否还存在新石器时期盛行的砂绳切割技术的疑问。
研究认为殷墟晚商时期玉器加工技术中所使用的解玉砂发生了变革。以往所使用的石英砂或以石英为主的砂，被硬度更高的砂替代。
就中国玉器技术史而言，砣具的应用是加工技术从纯粹手工到半机械化的分水岭，而晚商时期正处于这个极为重要的变革阶段。
磨石类工具在殷墟发现较多，但其他制玉工具鲜有出土，推测可能正是与严格地管理有关。
岭南新发现透闪石质玉料及其与先秦岭南玉器的初步比较
丘志力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报告首先梳理了岭南地区新石器及夏商时期发现玉器的重要遗址，并对玉器材料的年代进行了初步分析。
报告对年南岭山脉湖南-广东省界附近临武香花岭新发现了透闪石质的玉料产地在野外考察及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分析，并对新发现的玉料与广东过去所发现先秦时期的玉器进行比较，认为丁沙地的部分玉料不是临武出产。同时认为临武香花玉具有非常典型的标型特征，有可能是岭南地区夏商以前（含夏商）玉料的一种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其原料有可能是多源的。
通过将其与国内其他产地的玉料进行对比研究，将为今后深入研究岭南史前-商周玉文化的形成及演化提供基础材料。
从殷墟王陵看明义士收藏的玉器残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曹楠
报告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馆藏的明义士收藏的中国古代玉器按用途大致分为两类，即大型器物的装饰残片，如T形缝残片、平行线纹玉石片、蘑菇型兽角1；另一类是玉石仪仗、装饰品残片，以戈、戚、琮、璧环类为主。
通过将辨明器形的戈、戚、琮、璧环的玉器残片与侯家庄王陵号墓出土的玉器残片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二者从可以辨识的器类、破碎的大小都相似，因此推测明义士收藏的这些玉器残片可能来自这些王陵大墓。
报告还对部分学者对这类玉器残片从墓葬内被盗出原因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殷墟西北冈大墓上早期盗掘坑的发生年代约当西周早期，平定武庚之乱后，周人将士很可能有预谋、有组织的大肆发掘了殷王室的大墓，不仅尽取随葬的宝器，还砸毁棺椁或砸碎不能带走的器物，表面上看来这是对武庚叛乱的惩罚，更深的目的则是“以绝殷祀”。
中国早期玉器扉牙内涵及相关问题研究
顾万发（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顾先生赞同林巳奈夫认为扉牙与羽翼有关的想法，认为中国早期扉牙的起源与高庙文化密切相关，并可上诉至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等时期文化。
顾先生通过类型学分析，对板状玉器如钺、圭、戈、璋等，以及西周玉柄形器等的扉牙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中国早期玉器扉牙排列方向有基本的规律，也存在例外的情况，并对牙璋中扉牙排列的特殊情况进行了归纳总结。
并以几类特殊器物如玉璇玑、牙璋、大石铲及其扉牙的含义进行了深入介绍。其中玉璇玑应该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光气之形，整个旋臂表现的是日冕，扉牙表现的即为太阳旋转时四周形成的光气。牙璋扉牙也是光气，整个牙璋总体上与太阳大气光象造型有关，其中的神兽应与幻日神有关。大石铲来源与农具，即使成为礼仪之器，可能还是应用于与农业有一定联系的场合，蕴含太阳光气的扉牙附属大石铲，可以使得大石铲获得太阳或太阳大气光象的光气能量，促使农业丰收之好出现或存续，或也衍生其意义，并衍生大石铲的象征范围，使得生殖等更多的与生产有关的事能够更好或吉祥。
玉器扉牙上出现的拟人或拟动物形象，本质上仍可视为光气的组合。各类玉器的扉牙特征是应该有阴阳之分的，有的与太阳大气光象之光气或阴阳之阳气密切相关，也有的与月亮大气光象之光气或阴阳之阴气或关联明确。中国古代的早期神物神人与光气有密切的关联，羽翅之形不仅构形这类神人，还会构形神龙、猪、鸟等诸多神物，在当时的逻辑或视觉形象中，也即是光气构成这些神人神物，由此我们可知这应是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中的所谓的“气生说”之最早思维之重要源头。
早期玉器扉牙在不同文化系统有不同的特征。最为主要的图像之扉牙在龙山时代呈现高度繁荣的情况，尤其在石家河文化中。到了三代，表示光气的羽翼构成或参与神面构形的情况非常多见，春秋战国时期依然存在，大量的三代玉器上依然有诸多来自早期文化特征的扉牙。直到汉时，虽然这类羽翼参与神圣图像构形的情况没有早期明显，但是当时的“气生说”可以说是光气构形理论在更高层次上的升华。
龙山时代玉器中的人神表现
陆建芳（南京博物院）
陆先生运用图像学、类型学等研究方法，对大量出土玉器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可以通过羽冠和面具形象来区分人和神，这些玉器背后蕴含了龙山时代的人神观念，即天有多层，具体来说，良渚文化中有17层，石家河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删减为5层。人可以升天，且在升天场景中常有神鸟接引，后期转变为龙接引。战国至汉代时期的龙门形象，最早或可追溯至龙山时代。
金沙、福泉山、海丰良渚文化玉琮探索
江美英（台湾南华大学）
金沙遗址共出土有27件玉琮，包含有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黄河流域文化因素，通过对它们的讨论，可以探索新石器到商末周初时期中国玉文化的传承与交流。江先生在讲座中对金沙玉琮、福泉山M9：21玉琮及广东海丰三舵村1号玉琮、2号玉琮进行了比较分析，除福泉山玉琮外，其余三件器表均有磨痕，部分线纹长期使用已磨损不见。这四件玉琮均为玉质较好的青玉质地，玉料为黄绿色透闪石，器形较大，纹饰精美，是良渚文化最具特色的器物。时代方面有先后，福泉山玉琮出土于新石器时代墓葬，金沙遗址时代为商末周处时期，海丰玉琮则发现于贝丘遗址。
有学者认为发现于金沙遗址的良渚文化玉琮，可能是随着良渚的一支先民迁徙至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而带来的。至于良渚人进入四川盆地的通道，有学者认为应该是走中原路线，经过河南进入四川；也有学者认为是从山东、经过中原路线，再进入成都平原。
玉器、绿松石与海贝——BC-年之间的地域间交流
秦小丽（日本金沢大学）
秦先生首先对二里头、大甸子、三星堆及云南兴义遗址遗址概况及发现玉器、海贝、绿松石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此外，其他遗址如陶寺遗址、下靳遗址、宗日遗址、卡诺遗址、新庄坪遗址、大河庄遗址、朱家寨遗址、尕马台遗址、东灰山遗址、磨沟遗址、石峁遗址、盘龙城遗址也有相关的考古发现。
海贝的产地有印度洋说和南海说两种，有学者提出红海作为海贝的产地值得思考。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早期青铜时代在西北内陆地区出现，其产地与流通线路均体现稀有品的长距离交流关系。
新石器时代的玛瑙产品目前发现较少，仅在大何庄、宗日遗址和西藏的像雄、卡诺发现。但是若 镶嵌技术始于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并延续到齐家文化、陶寺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绿松石装饰品与镶嵌技术出现初期，应该出于人们对于饰品装饰色彩多样化的需求，因而骨质、海贝、河蚌、红色玛瑙、黑色粘着物可能都可以纳入选择的范畴，这一时期绿松石嵌片呈现不规则形，镶嵌本体的材质有骨质、陶质、漆木器等。这也促使人们为了获得必要的原材料而进行某种长距离交易。当这一技术成熟之后，特别是进入早期青铜时代，绿松石镶嵌被应用在牌饰、龙形器、铜铃、玉钺等礼器上，成为彰显权利的象征。镶嵌片开始整齐划一，并根据形状灵活改变，镶嵌技术达到高峰。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盛行的东西文化交流是BC年中国初期王朝国家形成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各类礼仪性遗物均反映了这种东西交流对中原王朝国家成立的影响，特别是绿松石镶嵌技术的应用。然而在中原王朝国家确立之后，这种交流则转变为南北地域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原对南方地区的影响，比如牙璋就是这种政治影响的象征物之一。
古蜀玉器与越南玉器之关系
陈显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通过对越南冯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牙璋研究，并根据其形式和加工工艺，初步认为越南冯源文化中的牙璋深受古蜀文化的影响。不仅是玉器，在越南发现的陶高柄豆也深受古蜀文化的影响。在河内发现的蜀式青铜戈也证实了古蜀文化在越南的存在。由此可以认为至迟在公元前十四纪前，古蜀人中的一支已来到越南，而不是文献记载的“秦汉之际”。
山西商代玉器概述
马金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地区的商代文化可分为早商二里冈时期和晚商殷墟时期两个阶段。其中早期文化包括中条山及漳河流域，代表性遗址有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平陆前庄村遗址，长子北高庙。晚期殷墟时期包括晋东南、晋南等地区，与殷墟相邻，出土文物和殷墟相一致。太行山以西、黄河沿岸、汾河、滹沱河和吕梁山地区，出土文物有着浓厚地方特点，属商王朝偏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
早商时期出土玉器较少，品种单一，工艺简单，光素无纹。东下冯遗址出土玉器有玉笄、绿松石珠、坠、小玉锛、带齿玉器。垣曲商城出土玉器有柄形器、玉铲、残玉饰。长子北郊北高庙坡蓄水池出土玉器有玉柄形器、玉镞。
晚商时代（盘庚迁殷至纣亡），晋南-浮山桥北南疙瘩墓地出土玉器有觹、佩饰、玉玦、石圭、石璜、玉鹰、玉虎头（玉卷龙）、玉扣、锛、玉鹦鹉、玉鱼、松石玉玦等。晋中-灵石旌介两座商墓出土玉器有鱼、管、璜、鸟、鹿头、兔、虎、蝉，蚕、燕、鸟、璧等。吕梁山石楼桃花庄出土有玉凿、玉璜、玉璧、玉玦、玉刀等玉器20件。石楼后蓝家、义牒、诸家峪等地点也发现有零星玉器出土。保德林遮峪发现石琮2件，串饰18件，包括琥珀、松石、玉、骨制品。
总的来说山西出土的商代玉器数量不多，主要有三大类型：礼仪类的环、圭；仪仗类的矛、戚、刀等；工具类的凿、刀、纺轮及小刻刀，这些大多并非实用器具仅作象征之物；用具类的玉弭；装饰类分两类，一类是专用于人身的装饰如头饰、冠饰、臂饰、佩挂在人身上的坠饰、牌饰及串珠等，另一部分是装饰在各种器物上的玉件，如柄形饰、长条形饰、圆形饰等。
山西地区商代方国众多，后来更是戎狄聚居的地区，直到春秋时期，这里还是种姓繁多，不相统属。其中灵石旌介商代墓葬出土的器物，更多的含有草原文化特色，属于商文化的地方分支，旌介商民与商王朝有着较为稳定的臣属关系。灵石以南、汾河以东，即洪洞、浮山及晋东南地区，属于商系文化系统，该地区与殷墟相邻，出土文物和殷墟相一致，他们是与商王朝友好的诸方国。从灵石往北往西不远，即已进入以石楼、保德等为代表的另一支文化分布范围，他们与商文化并行发展、互为影响，与商王朝是敌对的诸方国。这种情况同甲骨文、古籍记载相符合，在商王朝西部和北部地区有着许多方国的存在，即有友好的邻邦也有敌对征伐的敌方。
山东馆藏商周玉器概述
周婀娜（山东博物馆）
山东出土商代玉器的地点主要有青州苏埠屯、济阳刘台子、滕州前掌大、济南大辛庄、济南刘家庄等遗址。此外在滕县井亭、薛国故城、黄县归城和周家村、枣庄二疏城等地也有零星发现。总体看山东地区商时期玉器的出土地点较多，重要遗址墓葬相对比较集中。初步统计有鸟形玉饰出土的遗址大概有5处，其中包括青州苏埠屯、济阳刘台子、滕州前掌大、济南大辛庄、济南刘家庄等遗址。
山东地区出土的玉鸟从造型来说可以大体分为燕雀类、玉鹦鹉、璜式玉鸟、玉怪鸟、水禽类、玉鸱鸮六类。其中燕雀类，即我们所说的玄鸟，《诗?商颂?玄鸟》中商民族就把自己看作是玄鸟的后裔，直到东周时期，商民族的后裔宋人还以玄鸟为自己的始祖。玉鹦鹉应该是高等级身份的象征的凤鸟，古时头戴高冠的巫觋通天地要依靠一定媒介，鹦鹉可以模仿人类语言，那么古时巫觋作法时嘴里发出的声音，想必鹦鹉也是能模仿出来的，所以鹦鹉作为通灵的神物是最合适不过的。璜式玉鸟也应属于高冠凤鸟一类，以阴线雕刻出凤鸟的轮廓。
关于商代玉器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以《妇好墓玉器》为例
吉琨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殷墟迄今出土商玉的总数约件组，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兵器、装饰品、艺术品、杂类等类别。妇好墓是商代晚期武丁大墓，属殷墟二期，出土玉器件组。代表了这一时期商代玉器最高等级和最高制作水平，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作用。吉先生对其中的玉柄形器、大玉戈、玉圭、玉凸缘环（高领璧）、玉箍形器、玉牙璋、玉璋、牙璧（玉璇玑）、红玛瑙，以及商代玉器与铜器纹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其中龙山晚期到夏代的玉圭由斧钺类玉器发展而来，形制为圆首或者平首；商周时期及春秋以后的玉圭由大玉戈发展而来。
璋作为一种礼器，大约出现于商代晚期，流行于西周。春秋以后，像所有礼器一样，逐渐走向大众化，走向民间，汉以后更是作为一种符号。璋不仅见于先秦典籍，同时还见于商周金文，在当时社会的礼制活动中和贵族们的交往中担任重要角色，起着沟通作用。金文中提到的用璋的情景包括王赏赐臣下、臣下回馈给周王、贵族间的交往凭信、贵族间的馈赠等，而文献中用璋的情景包括祭祀、族间交往的媒介、兵礼器（相当于兵符）、用具（圭瓒、璋瓒）等。无论文献还是金文，玉礼器有圭璋，但不同身份等级使用不同的玉礼器，天子用圭，臣下用璋，璋的身份低于圭，也是仅次于圭。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考古材料中，还没有找到或者准确界定出哪种玉器就是文献和金文中的璋。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待以后新的考古材料。
山东前掌大墓地出土玉器分期试析
蔡庆良（台北故宫博物院）
依发掘报告，前掌大墓地共分为三期，第一期年代为商代晚期，第二期为西周早期早段，第三期为西周早期晚段。但因为玉器常累代流传，墓地出土玉器的年代未必等同于墓葬年代。蔡先生认为，早期的墓葬不会埋藏晚期的玉器，再结合其他时代确切的墓葬所出土的玉器，应可较精确分辨出前掌大出土玉器的年代。
殷墟二期晚段玉器的风格特征包括羽纹零件、「Ｃ」形单元、琢磨手法（表现为参差断续、深浅不一）、圆弧造型、玉料颜色多呈较深的绿色。综合这些特征，结合其它墓葬出土的同类玉器，可知前掌大M：22圆弧异兽、M：58玉戈、M38：11玉鸟、M38：8玉鱼、M38：22玉鱼、M：63玉环、M：5玉龙、BM4：5、M13：38等玉器的制作年代应均为殷墟二期晚段。
殷墟三期玉器的风格特征包括方转单元零件、玉质颜色偏单和素简特征。综合这些特征，结合其它墓葬出土的同类玉器，可知前掌大M：2玉龙、94ASDM7：8、76AGGM：5、一期M：73动物形佩、二期M21：15动物形佩、三期M：42动物形佩的年代应是殷墟三期早段。M：11玉牛，以及前掌大出土的一批玉龙如BM3：40、M38：25、M38：28、M：6、M：1、BM3：5的制作年代应为殷墟三期晚段。
殷墟四期至西周早期。该期动物形玉佩没有二期晚段以来的圆弧形制，也缺乏深色的玉质特征；和殷墟三期相比，则形制多为长直或不规整的片饰，更显粗糙简率。该期琢磨手法更显简略以符合此时粗简光素的风格，至西周时，渐渐朝西周中期“巨细靡遗、一丝不苟”的技巧调整，已显圆转而细致。这一时期的前掌大出土的动物形玉佩有M：9、M：57、M38：34、M13：23、M34：19、M：24、M：22、M：7、M：8、M：18、M：19。
此外，前掌大墓地还出土有一些特殊的器物，如M：77玉鹰时代为石家河文化晚期，BM3：60玉鹰属于西周早期早段模仿山东龙山文化晚期的制品。M11：68玉鸟原本为石家河玉器，流传至商代晚期时因未知原因，改制者因应造型加上了商代晚期的纹饰，并最终埋藏在西周早期早段的墓葬中。
决拾既佽，弓矢既调——商周时期玉射具：夬（韘）、拾（臂鞲）的流与变
左骏（南京博物院）
左先生对夬（韘）、拾（臂鞲）产生的背景，以及其流变进行了梳理。认为从中国商晚期开始，商王与臣僚的射艺已广泛涉及娱乐庆典、军事活动等诸多方面；此后周人将“射”引入祭祀礼仪当中，出土金文或是传世文献均表明“射”已承载更高层的礼制作用，如此一直延续到后世。与此同时，活动中礼制射具——扳指和臂鞲从无到有的凸显出来，逐渐成为“射礼”中不可或缺的实用性器具，其中等级最高则是玉质射具。此两种射具在商周时期民族文化交流带动的大背景下，伴随着弓体演变，个体型式与功用也在不断完善演进。其中春秋晚期出现的玉质“套装”组合，是其等级最高、同样也是最耀眼夺目的射礼表演器具。佩玦在两汉时期达到繁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所式微，宋至清时期重新开始流行。玉玦所演化出的“鸡心佩”、讹变出的带头称谓均为中国古代器具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商时期有领环的生产与流通
黄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有领环是公元前至年之间在中国与东南亚大陆广泛分布的一种器物，目前学术界对有领环的研究和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黄先生通过对出土标本制作工艺的显微观察，实验考古以及技术风格进行比较，来探讨商时期有领环的生产、流通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关系。
有领环按照纹饰特征可分为素面、有突齿、有同心圆弦纹三种类型。其生产流程包括原料的获取、制坯、孔的加工（琢钻、钻孔）、领的加工（切割、管钻？）、附加纹饰、修整打磨、成型。实验表明制作一件普通的石质有领环（琢孔）需要至少约48小时。
晚商时期中国境内有领环的流通可能有以下五种方式：当地政治权威控制的生产与分配；移民的流动；长距离交换或贸易；技术传播；流动工匠。
就有领环而言，不同时期内越南与中国交流互动的方式、区域有所不同:在-BC之间，有领环是越南冯原文化中期的社会上层人物从中国四川盆地三星堆（月亮湾地点）引入的主要玉器之一，并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史前社会上层交流网的形成；在-BC之间，岭南逐步取代四川盆地，成为与越南北部互动的新中心，这一时期有领环在两地之间的流通主要以技术和风格传播为主。
盘龙城遗址玉戈的重新梳理
陈丽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目前发现的最重要的商代早期遗址，不仅有保存较为完整的城垣、宫殿基址，而且出土了大批重要的青铜器、陶器、玉器和原始瓷器等。对遗址出土资料，学界过去主要 盘龙城遗址出土和采集了数量较多的玉戈，总体保存不太好，均沁蚀的厉害，材质基本相同。这些玉戈数量多，体量一般也较大，一般通长在30、宽在6厘米以上，属大型玉戈。主要出自遗址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墓葬中，玉戈在墓葬中的位置也较为固定，多置于腰坑内。玉戈的多少、大小，与墓葬等级是相对应的。同出的一般有青铜礼器，说明玉戈，特别是那些体量较大型玉戈，是和青铜器一样作为重要的礼器。玉戈的体量和组合形式，也表明玉戈作为重要礼器有其较明确的器用方式。
商代前期的贵族分层——以玉戈为视角
张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玉戈作为中原文化的产物，属于礼仪性用器，其发展经历了从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殷墟文化至西周文化的滥觞、发展、繁盛至衰落阶段。张先生通过对郑州商城、盘龙城、藁城台西遗址、大辛庄遗址出土青铜器和玉器的重要墓葬进行比较分析，认为玉戈一般与青铜礼器及礼仪兵器伴出，墓主一般具有较高的谁会地位。
三星堆玉器与金沙玉器的玉文化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
报告首先对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发现的玉器材料其出土背景进行了介绍，并对其出土环境的年代进行了分期研究。通过分析其玉器形制、纹饰等特征对两地的玉器也进行了分期研究。认为其玉器的分期并非其埋葬背景遗存的分期所能涵盖。
初步将三星堆玉器的简略分为五个时期。即大汶口文化晚期及良渚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岗文化时期、殷墟时期（殷墟四期之前），初步推断前三期的玉器作品，可能都不是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川西平原地区制作的，可能来源于中原。而其传播途径，应是相当的复杂，有待探索。第四期的玉器作品，部分可能来自中原，部分可能是在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川西平原地区制作的。而第五个时期的玉器作品，除部分与商王朝玉器相同的为输入品外，绝大多数是当地制作的。这些当地制作的玉器，是三星堆文化玉器的精华。
将金沙遗址玉器制作年代分属六个时期。即良渚文化中期、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及齐家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时期、殷墟时期、西周时期。并认为其制作地问题大体与三星堆玉器的情况相同，第六期的玉器作品，基本上都是当地制作的，具有川浓烈川西地区特色，是金沙玉器的精华。并分析认为由于金沙玉器中部分是在西周时期的川西地区制作的，直接表明金沙玉器中具有当地特色的玉器比三星堆玉器中具有当地特色的玉器所发展的时间更长，其地域特征比三星堆玉器中的更为丰富。
研究认为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玉器尽管有的比二里头文化时期更早，但其传播的最早时间应该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
报告还总结了三星堆玉器与金沙玉器的玉文化特征，认为它们是夏商玉器及玉文化在西南古蜀方国的延续与发展，并归纳为三个方面：1.承袭夏商玉器及玉文化的传统。2.产生了适合于古蜀国文明社会发展的一大批玉器新品。3.玉器在祭祀活动中的使用空前兴盛。
报告还对三星堆文化牙璋的渊源和流向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结合三星堆文化牙璋伴出遗物，认为三星堆文化牙璋是继承二里头文化牙璋发展而来，牙璋这种夏王朝特征性的玉器并没有被商王朝继承，却是在川西地区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国文明社会中得到了蓬勃发展。同时推测二里头文化牙璋流传至成都平原的途径，可能是取道陇西，并通过陇南至川西北的文化通道到达成都平原，并认为二里头文化牙璋流传到成都平原的过程，不仅仅是牙璋器物本身的传播，而应是反映了一批文化遗存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的一支系人群的迁徙这显示了夏代玉器及玉文化在中原地区衰落之后，转移至川西地区继续发展。传统史学中关于“禹兴于西羌”传说的史实背景可能与这一现象有关。
至于三星堆文化牙璋的流向，朱先生认为其中一个方向是三星堆文化在成都平原的继续发展，另一个方向是向南，到达广西、广东沿海、一直到达现在的越南北部。
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玉石器关系初论——兼论两地的文化归属与族系
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三星堆—金沙文化专业委员会陈德安
报告将两地出土玉石器的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其发展演变规律，两地极为相同的器物，几乎无法分辨差别；形制基本相同者则各自在本地有所发展；新增或缺失的器类均极少；两者间最大差异在玉石器的颜色上，应是玉、石器料的来源不同。
通过研究对比并结合层位学发现，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玉石器的种类绝大部分是三星堆遗址玉石器种类的传承延续。金沙遗址早期风格的玉石器在三星堆文化晚期出现，金沙玉器先后继承了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的玉石器的风格传统。同时，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玉石器风格传统的基础上，金沙晚期还融入了三星堆遗址末期燕家院子玉石器的风格传统。从年代上看，具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风格的玉石器可以早到殷墟二期；出土三星堆二号祭祀坑风格的玉石器可以早到殷墟三期；出土近似中原二里头风格的牙璋、良渚风格的玉琮和特大型石璧时代则较晚，可以晚至殷墟四期之末期。
研究认为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以及月亮湾广汉玉石玉器是古蜀鱼凫、杜宇、开明三个族系的宗庙遗存。宗庙间关系则是后朝毁前朝，广汉玉器是开明迁都时的自埋的祭祀用品，也属于祭祀坑。三星堆鱼凫氏政权结束后，其部族并未彻底消失，而是从三星堆转移到成都磨底河金沙一带重新兴起，在金沙重新建立“金沙鱼凫氏”政治中心，古蜀国从殷墟二期开始出现三星堆、金沙两地政权并列的局面。三星堆杜宇政权结束后，其部族一部分又融入到金沙鱼凫氏部族里，金沙进入“鱼凫氏—杜宇氏金沙时期”。这个时期是相当于殷墟三、四期，但金沙这时期的政权格局还是以鱼凫氏部族为中心的。三星堆遗址作为政治中心主体的遗存最晚在商代末期或西周初期，可以推测开明氏在三星堆执政的年代约相当于整个殷墟三、四期或略早，开明氏迁都成都的时期不会晚至西周早期。燕家院子出土的一批玉石器应属于开明氏迁都成都以前的遗存。以燕家院子出土石玉器为典型风格的三星堆开明氏玉石器传统，在开明氏迁都成都后，又带到了金沙遗址，掺杂于鱼凫氏和杜宇氏的玉石器传统中。
报告还提出了研究两地关系时还须深入探讨的种种问题，如三星堆两个坑是否是祭祀坑、三星堆和金沙的青铜文化是否属于两个文化、商代的蜀文化如何命名、商代牙璋与王权的关系等等。尤其是三星堆和金沙的青铜文化是否属于两个文化，陈先生认为如果仅仅利用陶器判断文化的发展变化，将三星堆、金沙（包括十二桥）等地的文化遗存划分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似乎还较为合理，但是将青铜器、金器、玉石等和陶器一并纳入考古学文化分析的视野，就会觉得他们之间的差异不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一个文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异。是否可继续讨论已被放弃的将早期蜀国的不同阶段的文化按史前文化命名的方式，犹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将早晚不同的商文化命名为“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一样。
三星堆“祭祀图”玉璋再研究——兼谈古蜀人的“天门”观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殿增
报告首先对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一件玉璋(k2③：—4)上面的图像进行了重新解读，玉璋上每组图均可分为天上的神界、地上的祭祀、通天的途径、“天门”的观念等内容，共同构成了三星堆神权国家祭祀活动和信仰观念的最典型、最完整、最具体的图景。认为其直接表现三星堆神权国家祭祀活动和信仰观念的场景的“祭祀图”，而非以前学术界认为的“祭山图”，为全面深入研究先秦时期古蜀先民的宗教信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报告对古蜀考古学文化序列问题提出了看法，认为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是发掘单位根据地层与器物变化，通过二三十个测定年代确定的综合报告，应尊重这些意见。同时通过近年来的发掘整理研究己经看出，宝墩文化可能是与三星堆一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类型，不能相互代替。两者的年代和分期,也应尊重各自发掘者的意见。
报告认为三星堆在“鱼凫氏蜀王”时期,逐渐具有了“神权国家”祭祀中心的性质,通过宗教祭祀活动吸引并吸收了多方面的优秀思想观念、文化艺术和经济技术,在交流中成为了“早期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这可能就是三星堆多元文化来源的重要原因.其中玉器的交流尤其显著。
最后报告还探讨了三星堆文化的去向及其与金沙的关系问题，认为包涵了“祭祀说”“失灵法器掩埋说”“亡国宝器埋藏说”等三种学术界较流行的说法,或许比较符合原来的情况.而“火葬墓说”和“犁庭扫穴说”,与发掘情况出入较大,我们认为不能成立。
以金沙为中心的“杜宇氏蜀国”仍然继承了祭祀中心的传统，也有新的创造，他们在羊子山建造了大型祭台，在金沙遗址南部进行了长期的祭祀活动.特别是将玉文化推向了又一个发展高峰,成为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从祭祀地点和形态来看，这一时期较多的可能是在祭水，也具有一定的厌胜作用。但“杜宇氏蜀国”最终还是为水患所累，并被治水成功的鳖灵取代，在距今约年左右进入了“开明氏蜀国”时期，约在公元前年左右-公元前年。
古蜀玉蝉寻踪——从金沙遗址出土昆虫纹玉饰牌说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
成都古蜀时代的金沙遗址出土大量玉器，其中有一件曾经引起注意又被逐渐淡忘的小玉件，称作“昆虫纹玉片”。报告尝试性的探讨了这件玉器雕刻技法有什么特点、玉器上刻画的是什么昆虫、是神虫还是自然界中的虫、这昆虫在古蜀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是什么、以及从昆虫纹玉器可否看到古蜀文化与外界的联系等问题。
报告通过不同的角度试图解读金沙玉器背后蕴含的文化信息，为金沙玉器的研究做了深入有益的探索。
成都平原史前玉器——从三星村遗址出土玉器说起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杨占风
报告从三星村遗址出土的玉器为出发点，梳理了仁胜村遗址出土的玉器和象牙器，总结其发现情景均出于宝墩文化四期的墓葬。同时梳理了梳理了成都平原其它遗址出土的宝墩文化四期、早于宝墩文化四期及成都周边其它新石器遗址的玉器和象牙器材料。
报告将成都平原史前玉器从形制上划分为工具和佩饰两类，从质料分为彩石和玉石两种。指出史前古蜀社会上层具有象牙文化和玉文化的二元结构。笼统地将成都平原史前玉器发展分为“工玉”、“葬玉”两个阶段，第二阶段为宝墩文化四期，属于“工玉”阶段，以仁胜村、三星村、十街坊为代表，该阶段玉器均为彩石，仅作为工具，出土单位均为地层或灰坑。更多地注重玉器的自然属性。玉质饰品不发达，主要为象牙饰品。宝墩文化四期之前暂且统归为第一阶段，该阶段为“葬玉”阶段，出现了玉石，器形除了工具类外，还出现了装饰品，出土单位均为墓葬。更加注重玉器的社会属性。此时的玉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表明世俗权力占据社会的主导。该阶段的用玉风俗主要受到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
报告对成都平原史前玉文化的融合性和独特性进行归纳总结，指出成都平原史前玉文化的吸收和利用是在本土文化基础上有选择性的吸收，创造性的吸收。如笄（锥形器）应该直接受后石家河文化。大多数器形是在本土器形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如玉斧、玉锛、玉凿以及玉蜗旋状器。
杨先生还指出到成都平原商周时期进入了“祀玉”阶段。进一步分析了玉器的来源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祀玉”是神权统治的象征，表明古蜀社会发展发生了转折，由世俗社会转向了神权社会，走向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玉文明发展之路。
四川博物院藏商代玉石器
何先红（四川博物院）
何先生对四川博物院馆藏商代玉石器做了简要介绍，主要包括四个批次：年在广汉燕家院子出土的有13件玉石器，包括有玉璋4件、玉环3件、玉圭3件、玉琮2件、玉料1件；年—年在三星堆遗址采集有4件玉石器，包括有玉凿、石锛、玉矛、石璧各1件；年在广汉市高骈乡机制砖瓦厂出土有3件玉石器，包括玉璋1件，玉斧1件，玉矛1件；年秦学圣先生捐赠有1件商代玉鱼。
玉汇金沙——试析金沙玉器中的多元文化因素
王方（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金沙遗址现已出土了余件精美的玉器。以透闪石软玉为主，还有少量的阳起石、透辉石等，颜色平淡（无色系列）、风化强裂、质地疏松且透明度差。玉料产地可能与龙门山脉、四川汶川龙溪乡、彭州一带的玉矿有关，有的玉料可能是取自于附近河滩地。基本没有使用的痕迹，器物等级较高，制作也非常精细。从基本功用和性质来看，金沙出土的玉器所包含的宗教色彩极为浓厚，大多具有礼神、祀神、通神的功用，是与古蜀王国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礼仪性用器，也是当时的统治阶层财富、身份、地位的实物载体。
金沙玉器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种类、造型风格大致相同，体现出两者之间紧密的联系与传承关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个性特征。金沙玉器同时也受到其他区域多元玉文化因素的影响与冲击，从器物类型、玉器组合、加工技术以及装饰特征等方面都明显继承和保留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如齐家文化因素、中原夏商文化因素、长江中下游文化因素等，与东南亚文化也有相互交流与影响，体现出长江上游古蜀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地交流与往来。
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尚未发现有玉质礼器，目前仅在夏代中晚期的仁胜村墓地中发现了玉锥形器、玉涡旋状器、玉璧形器等与长江中下游文化密切相关的玉器，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之际，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可能已经存在互通交流关系了。
（文章来源：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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