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
——蒂莫西·贝斯利
浙江大学出版社姜井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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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很荣幸有机会做今年的凯恩斯讲座。我选讲的题目是新政治经济学，过去15年来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交叉领域涌现出大量的研究和思考。新政治经济学一定程度上扭转了19世纪末经济学和政治学相分离的趋势。
新政治经济学旨在解释政策领域出现的重大问题。正如经济学家时不时地指出，它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入侵政治学。相反，新政治经济学的 本讲座绝不是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综述，无论是讨论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背后的动因，还是探讨与文献相关的一些关键主题，都带有很强的选择性和个人观点。因此，本讲座是一篇抛砖引玉之作，希望初次接触新政治经济学思想的人能认真钻研文献，作出自己的贡献。
2.为什么是现在？
回顾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主流经济学对政治经济问题的兴趣并不大。尽管芝加哥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等学校是例外，但发表在顶级主流经济学期刊上的研究论文并不多。政策经济学（Policyeconomics）仍由庇古范式（Pigouvianparadigm）占主导，庇古范式以市场失灵概念为基础，提出了最优干预概念。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Atkinson和Stiglitz，）的里程碑著作，对一整代政策经济学者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借助于社会福利函数概念，两位作者严谨地说明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权衡取舍（efficiencyequitytradeoffs）。书中文献多偏重于技术分析，主要聚焦于最优政策问题，很少注意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
但20年后，学术界和整个世界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年之前，整个世界被分成了两种相互竞争的经济体制：一种是主要在东欧地区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种是盛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混合经济体制。最终，社会主义经济试验归于失败，不得不让位给一种二维共识（two-dimensionalconsensus）。
第一个维度主要 但上述两个方面留下了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首先，这种共识完全忽略了提供集体产品（collectivegoods）的生产组织。其次，它没有考虑到设计合理的市场支持制度问题，例如法律制度和监管体系。再者，代议制民主政体也存在许多形式，在选举制度、权力制衡结构和直接民主范围上都可能存在明显差异。
这些挑战的出现，使经济学家或多或少需要扩展自身的专业能力，以保持在政策分析中的影响。纵观世界经济问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许多问题都与如何为选择好的政策提供激励并确保它们能得到有效实施息息相关。前哈佛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长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Summers）强调了这一点，当他最近被问及20世纪90年代的教训时说：
我想，我们从90年代得到的一个最大教训是……制度质量及其密切相关的执政效率问题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经过反复论证并得到良好执行的政策，显然要比拍脑袋想出来且执行得不好的政策更为有效（Summers，）。
经验表明，传统的最优政策分析没有考虑到现存的许多政策问题。首先是寻租和腐败问题。例如，发展中国家怎样有效实施本国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即使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表明严重的市场失灵能使这类政策达到最优，如何有效实施它们仍然是严峻的考验。
此外，实施问题的重要性还与政策往往需要长期才能见效，而政府不一定能承诺实施一项长期战略有关。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问题，因为它还引出了善政府的理念①。但代议制民主国家的换届选举制度极大地缓和了该问题的严重性，这种推断已经显著影响了人们对中央银行制度这类问题的思考。（①参见Kydland和Prescott（）的研究。）
但是，解决政府失灵远非我们面临的唯一问题。国家政策能否惠及贫困群体，也是重要问题。例如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分权化改革——其目的是要提高传统弱势群体获得公共资源的能力——已经成了一项重大的政策难题。
如我们将看到的，新政治经济学通过思考政策设计如何受到制度选择的影响，来回应这一挑战①。（①对制度方法更一般性的讨论，参见Djankov等人（）。）
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很重要。在20世纪70年代诸多引人注目的经济理论成果中，对市场不完全信息的开创性研究无疑是其中之一。但研究方向大多侧重于探寻（至少在理论上）市场失灵的各种不同表现。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Greenwald和Stiglitz，）运用归谬法证明了不存在任何关于市场效率的客观假定。因此，以市场失灵为理由的政府干预行为似乎并没有限度。但这里的问题在于，纯粹用经济手段替代政府的市场干预措施似乎也不可能。事实上，斯蒂格利茨（）早就意识到了这点，他写道：
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Greenwald-Stiglitztheorems）不应该被作为政府干预药方的一个主要依据。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这样做需要一个更详细正式的政府模型（Stiglitz，，第33页）。
新政治经济学正是回应这一挑战的部分尝试。
3.学科谱系
“政治经济学”这个词虽然可以见诸于很多场合，但所指的研究范畴却大不相同。因此，在更宽泛的历史语境下理解这个词的最新用法不无裨益。这样做也有助于我在本文中更合理地讨论“新”政治经济学的含义。
3.1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家所用到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和经济学（economics）是同义的。19世纪末，经济学者除了用政治经济学外，开始用到经济学这一术语，最终政治经济学的用法便退出了主流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涉及的研究范畴比我们今天所指的经济学要宽泛。但在《国富论》第5篇中，亚当·斯密所讨论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却比现代的政治经济学狭窄。他敏锐地意识到有效政府的概念必然要解决政府内部的激励问题。换言之，斯密并没有拘泥于民主制度和经济表现之间的相互作用（考虑到当时的写作背景，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后来的学者，如亨利·西奇威克（HenrySidgwick）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却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意无意地跨越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并不森严的学科界线。
把政治经济学看做一门科学还是一门技艺（art），这两者的区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念。例如，它构成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政治经济学定义的论述重点。一方面，穆勒把政治经济学看做一门探求真理的科学，讲述“一个国家应用什么方法实现富国强民”（第页）。另一方面，他把政治经济学看做一门技艺，是成功治理经济的一整套规则，就好比是管好家政的一套诀窍。他写道：
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应用意义在于，它可以帮助一个国家成功管理国内经济，犹如精打细算能够给家庭带来财富一样。（Mill，∕，第页）
在当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NevillKeynes）的著作，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TheScopeandMethodofPoliticalEconomy）。在该书第34页，作者归纳了经济学的三个分支：实证科学（是什么）、规范科学或规制（regulative）科学（应该是什么）以及政治经济学技艺，他把政治经济学技艺视为“准则的阐述”(formulationofprecepts）。在谈到穆勒时，老凯恩斯显然把政治经济学技艺当成了阐述实践准则（practicalmaxim）的经济学分支。他评论道：
当我们谈到……税收问题，或涉及国家同贸易和产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或有关共产主义计划和社会主义计划的一般讨论等问题时，经济上的考虑并不是全部内容。我们还必须考虑伦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因素，而这些都超出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研究范围。（第55页）
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很少有证据表明，主流经济学家会像这里所描述的那样，把政治经济学当做一门技艺来研究。尽管如此，新政治经济学试图“重拾”古典经济学家所设想的政治经济学一门技艺。换言之，在新政治经济学看来，实际政策研究的科学性绝不亚于其他经济学分支。
3.2.比较社会体制
有关比较经济体制的讨论，尤其是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优缺点的争论，是继续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领域之一。政治经济学“标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专利。但它在哈耶克和熊彼特等奥地利思想家的著述中也经常出现。
社会主义是一整套社会组织体系，与经济学和政治学密切相关。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称谓很自然地在关于比较经济体制的争论中被保留了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体制及其内部的权力关系结构进行了研究，因为它们对经济学和政治学都有影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尤其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则更加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政治和经济好处。
特别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因素在20世纪3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大辩论”中重又浮现，并再次引起了主流经济学的 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这些争论成了多姿多彩的经济思想史素材，也逐渐淡出了当代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视野。但是，新政治经济学确实根源于之前的这一系列争论，而这些争论给政治和经济问题都造成了显著影响①。（①根据上文所引JohnNevilleKeynes的论述，他显然把关于社会主义优点的辩论看做是“政治经济学技艺”论的消亡。）
3.3公共选择
在欧洲大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分离没有英语国家那么明显。尤其是在公共财政领域，法律和政治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仍然较深①。但只有到了战后时期，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这些思想才系统化地融入英语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布坎南和塔洛克是公共选择领域的重要开创者，他们于年出版的著作《同意的计算》，为合谋及民主管理对税收和公共支出的影响等问题提供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分析。（①Musgrav和Peacock（）编选的优秀论文集使这些研究引起了英语国家的注意。）
在某些方面，公共选择这一术语被用来指代任何把经济学和政治学联系在一起的分析①。但我这里的用法要更狭窄，主要是指20世纪50年代弗吉尼亚学派（VirginiaSchool）最早兴起的研究。它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①参见Mueller（）。）
公共选择分析的第一个重要思想是说明理性的自利行为对政治互动的意义。布坎南写道：
个人必须被模型化为如我们预期或预测的那样只追求狭隘的自身利益，而自身利益被严格定义为可衡量的净财富状况。（Buchanan，，第20页）
事实上，这种假设并不算标新立异，我们可以在大卫·休谟的著作中找到相似的论述：
在设计任何政府体系，确立宪政制衡机制时，应当把每个人都看成是恶棍，除了不择手段地追求私利外别无他求。因此，我们必须管束他，以防他的贪得无厌和狼子野心危及公共利益。（Hume，第30页）
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这种说法似乎无伤大雅。毕竟，市场领域中的经济主体作为理性的自利主义者，是人们长期以来已经习以为常的牢固观念。但还存在一个更悠久的知识传统，至少可以上溯至亚里士多德，他意识到人们在追求公共利益时，有可能控制自己的私利。公共选择方法显然忽略了这一点。
公共选择分析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提出了宪政作为自利约束机制的重要性。对此，布坎南论述道：
为了改善政治事务，有必要完善或改革政治博弈的基本规则。改进并不在于选任那些利用其权力谋求公共利益的道德高尚者。（Buchanan，，第18页）
在分析宪政问题时，布坎南从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中获得了许多灵感。换言之，在自利问题上，布坎南和麦迪逊是有矛盾的。事实上，麦迪逊 布坎南区分了宪政设计的两个维度：一个是决定政治参与规则的程序宪政，另一个是直接约束政策选择的财政宪政。
公共选择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它的规范框架。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一个特定的（广义功利主义）框架，其中，结果好坏主要取决于对个人效用（作为福利衡量指标）的影响。人们已提出许多权衡这些利弊结果的主张，以测算出“社会福利”值，使分析者能参与有关政策好坏的辩论。但是，公共选择方法植根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规范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人们（特别是约翰·洛克）关于国家的观念。其主要理念是，国家的合法性范围和自由立约的个人愿意接受的程度有关，但也仅此而已。
布坎南无疑是这些理念的坚定拥护者，但第一次把它们运用于具体政策制定（公共支出条款）的则是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Wicksell，）。维克塞尔研究了基于一致性原则的公共供给问题，他发现只要存在受益税（benefittaxation），资源配置将符合契约论目标（contractarianideal）。这种方法和标准的福利经济学框架略有冲突，后者诉诸某个权威机构（作为社会偏好的监护人）充当资源配置公正的仲裁人。
当公共选择学派意识到福利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同布坎南和维克塞尔所设想的理想世界有冲突时，便引发了一场针对福利经济学的批判。总的来说，与福利经济学相比，公共选择方法不那么赞同政府干预。此外，公共选择分析框架也有一定的自由主义色彩。
公共选择方法还准确给出政治失灵（politicalfailure）的含义，即民主程序中的资源配置不能满足维克塞尔的检验。此外，布坎南和塔洛克（）的一个重要见解是，不能保证基于多数规则的代议制民主政体能避免政治失灵。很显然，之所以有这些担心，是因为不仅在非民主社会，甚至在美国等开放民主政体中，都存在诸多问题。
公共选择方法激发了大量的实证和理论分析，但许多学者都不太重视我在这里所列出的公共选择方法的三个主要特征。新政治经济学显然是该研究领域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
前面所指的公共选择方法通常也被称为弗吉尼亚学派。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主要学派来自芝加哥大学，主要包括贝克尔（Becker，）、佩尔兹曼（Peltzman，）和施蒂格勒（Stigler，）等人的研究。芝加哥大学主要 3.4唐斯模型
年，安东尼·唐斯（AnthonyDowns）写了一部开创性著作《民主的经济分析》（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书中提出许多重要理念，但引起经济学家重视的是他对政治结果收敛于中位选民偏好这一观点的证明。唐斯用经济学语言描述政治问题，“政党”相当于相互竞争的企业，选民相当于消费者。他观察到，如果政党只关心能否赢得选举，它们就有激励向中间选民靠拢。布莱克（Black，）也提出了一个类似观点，他意识到了偏好限制（单峰性）对这一预测的重要性。
这种方法很有说服力，乃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整整一代经济学家分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主流方法。但它本身也有根深蒂固的缺陷。
首先，在简单的模型中，政党会选择一个中间结果，因为它符合孔多塞胜者（Condorcetwinner）条件。该术语以法国贵族马奎斯·孔多塞命名，他第一次发现多数规则可能会导致循环投票。也就是说，在某次投票中，有可能出现选项A次于选项B、选项B次于选项C，而选项C又次于选项A。这种孔多塞循环给唐斯方法造成了难以克服的问题。尽管可能无关紧要，但它们无疑是分析任何重要政策问题的基准，尤其是无法用中位选民概念来解释的多政策维度（multiplepolicydimensions）问题。
无数研究文献试图解释这一点，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但收效甚微。除非在极其特殊的情形下，否则从理论角度看，支持中位选民预测的文献相对很少。但是，这种现象也掩盖了该模型对经济学家有很大影响的事实。
唐斯方法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该模型假设，公民只在政治家无比圆滑（为获选而不择手段）时才关心政治问题。如果政治家“醉翁之意不在政策”，那么他们获选后就会有背信弃义的激励。因此，模型必须考虑如何使政治家的政策承诺可靠，这正是阿莱西纳（Alesina，）试图解决的难题。
唐斯方法对经济学家的吸引力要比对政治学家的吸引力大得多。政治学家早就从民调数据中发现了证据，表明中位选民偏好和政策结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往往呈现出系统性的发散①。但至于哪里可能出现收敛，哪里不可能出现收敛，唐斯模型并未给出太多的洞见。（①相关例子参见Weissberg（）。）
基于唐斯模型的研究遇到的最后一个难题是，唐斯模型在研究制度差异方面并非特别有用。事实上，如果政治结果和寻找选区中的中位选民偏好有关，那么制度结构对总偏好（preferenceaggregation）的影响就非常有限。但是，大量有力的证据表明，制度结构实际上是重要的，因此，除了选民偏好以外，其他因素也在决定政策结果中发挥了作用。
4.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新政治经济学借鉴并扩展了上述各谱系的所有研究主题。本小节将试图提炼出一些主要观点，这些观点影响了当前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我们先讨论新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进展，强调其中的折中主义取向。第二，讨论用数据验证理论的重要性。第三个主题是比较制度分析，目的在于研究替代性“博弈规则”的影响。第四，讨论不完全信息如何严重影响我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第五，我们讨论动态问题。
事实上，新政治经济学是对特定现象所做研究的集合。这种特定性（specificity）组成了第六点内容。为了阐述这一点，我从大量文献中选出三个研究方向，并讨论它们的研究结论。这为阐释其他研究主题如何影响具体应用提供了参照系。
4.1.理论上的折中
新政治经济学并未解决对不存在孔多塞胜者的政治竞争进行研究所碰到的问题。但该问题无疑已经渗透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意识中。虽然学界提出了一些新的建模方法，但它们并不是建立在任何一种主流政治学范式之上。然而，少数重要的方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 唐斯范式的困境之一就是，政策提议几乎没有制度限制。当任何政治行动者在任何时候都能提出任何政策建议时，就很难到达一个稳定点。通过在模型中加入更多的制度结构，政治行动者享有的自由度会下降，因而更容易理解政策的形成过程。这种思路是谢普瑟和温加斯特（Shepsle和Weingast，）的重要洞见，他们讨论了立法机构内部提议权的结构限制如何被用来生成一个多维度政策空间下的稳定点。罗默（Roemer，）通过对政党内部冲突建模进一步限制了政策提议权。这些限制使人们更有可能建立一个模型，来预测特定政策背景下的均衡结果，从而为经验分析提供基础。受限制的政策提议权也是罗默和罗森塔尔（Romer和Rosenthal，）“议程设置者”（agendasetter）模型的核心。
概率投票是最近许多研究中的一个共同特征。它认识到了选民意愿会面临随机冲击，这会使决策者预测政策选择和政治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困难。对推动政治策略研究的具体进展而言，这种简单的处理方法极为有用①。佩尔松和塔贝里尼（Persson和Tabellini，）颇有影响力的专著，在探讨不同模型的政策影响方面，广泛运用了这一方法。该方法通常假设，存在某个固定的和有弹性的政策维度，后者会产生竞争②。（①它也有助于克服因寻找唐斯模型的均衡点而产生的技术难题，唐斯模型中的收益函数在某个政党会从赢家变成输家或从输家变成赢家的均衡点附近，具有内在的“不连续性”。概率投票模型往往假定，获选概率是一定范围内的政策选择的平滑函数。②Lindbeck和Weibull（）的论文是一篇重要的开山之作。）
古典政治经济学很少注意政治家的选举问题。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方法认为，某个政治家可能会比另一个好。唐斯模型则认为，政策而非政治家才是政治竞争的关键。但在代议制民主国家，选民只能通过推举政治家来负责政策的制定。这种观点最近得到了奥斯本和斯利温斯基（Osborne和Slivinski，）以及贝斯利和科特（Besley和Coate，）的阐述。他们的模型假设，公民选举的政治家，将会在当选后实施公民所偏好的结果。这种以候选人为中心的政治竞争观的含义之一是，候选人身份对政策结果极为重要。李、莫雷蒂和巴特勒（Lee、Moretti和Butler，）最新的独创性论文对势均力敌的选举（即候选人之间只差几个百分点的选举）做了研究，他们证明，数据支持美国选举以候选人为中心的政治观点。如我们在下文将讨论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代议制模式是重要的。
超越选举的政策制定模型具有重要意义。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和Helpman，）运用政治支持被拍卖给最高出价者的方法，阐述了游说问题，最近的研究深受这一思路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政策结果将反映游说组织的“支付意愿”。相比于之前经常使用“影响函数”这一黑箱的模型，这种方法为思考游说问题提供了更容易理解的方法。
尽管分析工具或多或少有了改进，但创建一个能为目前现象提供深刻且容易理解的理论框架仍是重要问题。没有理由相信，任何单一的理论方法会占主导地位①。（①回到思想史角度，新政治经济学就好比20世纪后半叶大行其道的某种工具箱经济学（toolboxeconomics）。参见Morgan（）的讨论。）
4.2理论与数据的一致
新政治经济学重视对理论观点的经验检验。研究者们挖掘出大量的数据，新数据的来源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大致上讲，有三种主要的数据来源。
许多研究着眼于跨国差异，试图探讨我们观察到的国家政府之间的大量制度差异①。这样做的最大优点是，极其显著的制度差异为制度比较创造了许多可能性。但不利的一面是，从长期来看这些制度将趋于相对固定，而国家之间的异质性源自很多因素，这些因素很难用令人信服的方式加以控制。因此，我们很难将制度影响与其他和制度相关的不可测因素区分开来。有时，这可以利用巧妙的方法来解决。（①Persson和Tabellini（）给出了一个运用这些数据来源可能取得哪些研究成果的优秀指南。）
另一类研究讨论国内差异，即国家内部不同辖区之间的政治差异。在这类研究中，同样避免不了与跨国研究相关的那些未观察到的异质性问题。许多制度长期一成不变的事实也是一个问题。但有时，研究者也能利用制度变化，或者利用制度与某个时变因素（time-varyingfactor）合理的相互作用。更一般地说，在截面数据的异质性方面，一国地方层面的数据可能没有跨国数据那么严重。但就重大结果和制度而言，这些研究通常差异不大。
最后，定制数据集（bespokedatasets）的收集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它们被用来研究具体的政策问题。为了研究居民的经济行为，经济学家长期致力于家庭调查工作。类似的，在研究政治行为（选举投票、政治行动等）时，也有收集数据集的传统做法。但是，研究者很少把这两类数据整合在一起，从中得出一个更完整的图景。现在，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来说明政策选择如何演进的做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定制数据集也可以被用来充当官方标准数据的补充。
4.3比较制度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的主题之一是，研究各种制度安排对政治决策的理论和经验影响。根据道格拉斯·诺斯的建模思路，制度是人为的约束，旨在规范社会互动，或者有时仅仅充当“游戏规则”。在博弈论和契约理论学者看来，用这种方式考虑制度问题极其自然。
比较制度分析一直将制度视为组织政治互动或政治与经济行为人互动的方式。因此，它的目的是要找到某种方法，来描述这些不同组织方式的含义。迈尔森（Myerson，）对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探讨了选举制度中的激励通过什么途径影响政治家把公共资源分配给特定群体。比较制度分析聚焦于游戏规则的变化如何影响资源配置。
在比较制度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有效运行的复杂性和微妙性。多重均衡的可能性是比较制度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意味着不存在唯一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除了纯粹的制度规则之外，规范和惯例也是重要的。
如我们在上一部分所讨论的，比较制度分析也是经验分析的重点。目的是为了探讨能确定并衡量制度安排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各大类之间的，也可能是更细节性的。
4.4信息的重要性
过去50年来，经济理论的主要进步之一是发展了个人在不完全信息下如何参与互动的研究工具。事实上，它目前已深刻影响了经济学家对市场契约和交易的思考方式。
借助于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新进步，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获得了许多洞见，其中一些已被迅速应用于政治学领域。显然，政治程序的运行总是伴随着信息有限的参与者。例如，选民被要求在不同选项之间作出抉择，但他们只有关于政策和领导者的有限信息。
信息对思考选举问责的作用很重要。这里，注意到形式问责和实际问责之间的区别不无裨益。如果存在某种制度结构，使选民可以在政治家不能胜任时采取一些行动反对他（比如说，弹劾他下台），那么该政治家便是形式上可问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类似的问责制度会得到有效实施。实际问责要求那些把政治家选上台的选民拥有能使问责体系有效运行的充分信息（例如，和政治家行动有关的信息）。
因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未得到完全解决①。经济学家研究其他“委托代理问题”所得出的洞见在这里同样适用。在选举问责中，同样存在道德风险（未观察到的政治家行为）和逆向选择（未观察到的政治家类型，例如诚实的或能胜任的政治家）问题。一旦发生利益冲突，选民必须能找到一些途径对政客进行监督，推选或留任那些个人品行良好的政治家。选民掌握的信息越多，就越可能有效实现这一点。（①研究这种情形下的信息问题始于Barro（）和Ferejohn（），相关评述参见Besley（）。）
当信息既分散又不完全时，投票将发挥信息汇总的作用。但要行之有效，还需掌握更多信息的选民在选举中占主导地位。只要情况确实如此，我们就不必太担心投票率下降的问题。费德森和佩森多菲尔（Feddersen和Pesendorfer，）研究了在部分选民理性但得不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开展选举，研究表明，对这部分选民而言，弃权是最优行为。作者还比较分析了拍卖和选举，发现决定性选民面临着与拍卖中的“赢者诅咒”相类似的困境。
从不完全信息角度研究政治问题，引发人们研究媒体和公民社会（民间智库和政策分析人士）等信息提供者在改善政治中的作用。新政治经济学越来越注意对这些信息提供途径的研究，新发现的证据也表明，政策结果确实受媒体活动的影响。这意味着媒体监管有其特殊性，可能不同于其他行业。
同样清楚的是，发展中国家低质量的媒体行业可能是导致好政策不可持续的原因之一。
4.5动态变化
公共资源配置对经济既会产生短期影响，也会产生长期影响。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征是 许多模型强调政治生活中的上述特点，对大量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将公债作为策略性措施约束未来政府的激励便是其中一个重要例子①，政治商业周期是另一个例子。政府在选举前有刺激经济增长的动机，这种说法早已有之。但只有到了最近，人们才开始明白，如何来思考选民不会被系统性地欺骗时，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动机②。（①参见Persson和Tabellini（）的讨论及其参考文献。②Rogoff（）运用一个包含不完全信息的动态模型，建立了一个均衡商业周期的“信号理论”。）
目前，也很清楚的一点是，长期发展模式和政治发展进程息息相关。低收入国家普遍存在政府失灵问题，它们的研究也过度侧重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①。（①关于这些问题，参见Acemoglu和Robinson（）的最新研究。）
4.6具体的研究思路
在这里评述政治经济学浩如烟海的研究文献并不适合①。因此，我将给出三种研究思路，来说明上文所讨论的某些一般性概念的效力。这几种研究思路多少有些随意地选自许多已有的杰出研究。（①对主要理论观点的述评，参见Persson和Tabellini（），有关跨国证据的评述参见Persson和Tabellini（），有关美国各州证据的评述参见Besley和Case（）。）
4.6.1多数选举制和比例选举制
选举制度对代议制模式和政策选择的影响，是比较政治学 多数制和比例制之间一个重要的理论差异，涉及把竞选重点放在特定选民群体的激励机制。多数选举制鼓励把目标放在“摇摆不定的选区”上，比例选举制则鼓励尽量扩大选区目标。佩尔松和塔贝里尼（）观察到，数据显示多数制更多地采取拉中间选票的策略，比例制则倾向于建立一个大政府。
世界主要民主国家的宪政可按两个关键维度分类，即总统制∕议会制或多数选举制∕比例选举制。佩尔松和塔贝里尼（）在图1中给出了他们的分类。该图表明，宪政安排存在极为广泛的地理差异。
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便能把政治制度的形式和政策结果联系起来。这里我 主要结论表明，我们往往发现在比例选举制的情形下会有一个大政府（议会制国家同样成立）。这种影响很明显，多数选举制下的政府收入要低4%，支出规模则要低6%。考虑到政府平均收入和支出分别约占GDP的26%和28%，这种影响已属较大。显然，表1中的证据尚不够精细，但佩尔松和塔贝里尼已证明该结论是高度稳健的①。（①他们特别考虑了政治制度的非随机安排。）
b1
除了对宪政设计方面的讨论作出了贡献外，佩尔松和塔贝里尼的研究还阐释了上文提出的许多主题，例如认真对待理论预测，并用数据验证其影响。它还描述了如何规划一个研究议程，来分析其他宪政安排的影响。
4.6.2保留席位
这里，我将阐述来自印度的例子。印度曾开展试验，在立法机构中为妇女和传统弱势群体（特定种族和部落）保留席位。潘德（Pande，）、查特帕亚伊和迪弗洛（Chattopadhyay和Duflo，），分别使用国家层面及来自拉贾斯坦邦和西孟加拉邦村落层面的数据，对保留席位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经验研究。我主要借助后者的研究来阐述相关结论。
政治代议制的唐斯模型不能解释保留席位的重要性，因为它不会改变中位选民的身份。但其影响可以借助公民—候选人（citizen-candidate）方法来分析，该方法得到了潘德（）以及查特帕亚伊和迪弗洛（）的运用。如果特定类型的候选人不能或不愿改变选举立场，而保留席位却改变了这点，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政策结果转向更有利于席位保留群体。也就说，一旦政治权力确实掌握在影响力超过选举体制的传统精英手上，我们就会发现保留席位没有任何影响。
查特帕亚伊和迪弗洛（）研究了以下事实，即地方选举中女性候选人的名额分配具有随机性（三分之一的选举席位被随机保留给了妇女）。因此，席位保留提供了一个完全非人为的试验。其影响只需通过对实施席位保留村落和未实施席位保留村落的参与行动进行比较，便能得到检验。表2给出了两位作者的研究发现，它完全聚焦于饮水工程——查特帕亚伊和迪弗洛考虑了许多政策维度及其他问题。饮水工程是值得考虑的重要例子，偏好研究表明它对妇女至关重要。
b2
表中结果显示，在西孟加拉邦和拉贾斯坦邦，如果村民委员会有妇女席位保留，村庄饮水工程中的政治参与度非常高，其影响也很大，席位保留条款将使水供给的增幅超过25%。因此数据支持以下命题，即宪政设计会影响政策结果，改变政治代议制也很重要。
查特帕亚伊和迪弗洛的研究补充了潘德（）的相关研究。潘德主要考虑了印度各邦层面的席位保留对特定种姓和部族的影响。作者发现，席位保留更多的邦，倾向于不断说服这些群体改变其政治投票立场。
潘德的研究还表明， 4.6.3任期限制
我最后一个例子谈的是任期限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政治家和选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契约关系，而是更类似于受信关系(fiduciaryrelationship)。有许多惩罚机制可以影响政治行为，如通过政党竞争。但能否赢得选举是最终惩罚，表现糟糕的当权者将被选民罢黜。由于无能政客会一走了之，这种惩罚所带来的痛苦（理论上）应该不大。
从理论上看，思考任期限制的方法有两种：激励效应和选择效应（参见Smart和Sturm，）。前者源于政治家面临较短任期时，“取悦”选民的压力不那么大。这会提高还是降低政策质量并不确定。一方面，政治家“取悦”选民的激励不强，因而会“以权谋私”（makehay）。另一方面，由于担心会遭到选民毫不留情的对待，政治家会适当迎合选民，以免双方关系过僵。这会使任期有限的政治家尽量按规矩办事。无论如何，只要选举激励发挥作用，我们就应该认为任期限制也发挥作用。
第二种效应是选择效应（selectioneffect）。这源于政治家当选后都有任期届满的时候，而理性的选民决定是否给他们投票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这样会使获选的政治家在任期内表现“好于平均水平”，从而抵消任何负面的激励效应。
由于一半左右的州长都有任期限制，所以美国各州提供了一个考察任期限制影响的天然试验场。它使两种比较成为可能：快到届的州长和他们的第一届任期（即还没到届），以及有任期限制的州长和无任期限制的州长。
贝斯利和凯斯（Besley和Case，）通过面临任期限制的当政者第一届任期和第二届任期之间的差异，分析了任期的影响。在控制了州因素和年份因素后，他们运用美国48个内陆州～年的年度数据，发现大量政策措施会受任期影响。尤其是，州政府税收和支出在第二届任期更高。在州政府第一届任期的税收和支出低于第二届任期的那些州，这种任期限制容易导致财政周期。
李斯特和斯图姆（List和Sturm，）运用类似方法研究了各州的环境政策差异。根据～年的数据，他们发现州长们在最后一届任期内似乎会显著增加环保支出。但上述任期限制效应在多数公民加入环保组织的州会大幅削弱。作者还发现，这种任期限制效应会根据州长竞选中的选票差距而不同：选票差距越大，任期限制效应越少。
表3显示了这些结论，记录了年州人均支出（美元）对州虚拟变量、年虚拟变量以及根据宪法要求当政者是不得追求连任的回归分析结果。当官员任期有限时，对州人均支出有一个正的显著效应。数据表明，在州长任期有限的年份，该效应会使州政府支出增加4%。
b3
同样的，上述例子讨论了制度之间的经验差异，以便评估其影响。它还说明了如何将研究结论与以政治问责模型为核心的理论联系起。
5.结论
我用于阐述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文献表明，运用恰当的数据提出一个可以求解的具体问题这种焦点研究（focusedresearch）自有其价值。我在这里描述的新政治经济学很少涉及国家与市场、民主与非民主等宏大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总是停留在不了了之和莫衷一是上。政治结构的制度细节的确很重要，而且讨论这些宏大问题，通常力不能逮。
新政治经济学直面具体挑战。从更为宽泛的层面上看，它试图研究政策制定背后的制度。新政治经济学并不鼓励我们在评估政府干预能力上更加保守。相反，它加深了我们对制度结构如何影响政策结果的理解。它 我从一开始便强调，新政治经济学并非经济学帝国主义，而是在经济学家有比较优势的场合，为重要的政策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对此，我只举出三个具体的应用实例予以说明。当然，在这个蒸蒸日上的新兴学科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只不过是对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知识予以补充，而非替代。就此而言，约翰·内维尔·凯恩斯不乏先见之明：
出于社会目的，所有学派的绝大多数学者至少都曾希望……为实际问题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只要经济学家局限于纯理论研究或只接受假定的信条，这种想法就会……过分拔高他的地位，使之名不副实。难道经济学家就不能超越自己的研究领域吗？显然，经济学家为了建立自己的科学基础，需要很多经济学本身所不能提供的知识，经济学家必须尽可能地学习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事实上，技艺不能只靠一门理论科学，这即便不是绝对规则，也堪称一般规则，经济学也不能例外。（Keynes，，第80页）
考虑到近20年来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分化趋势，这种说法似乎很难成立。但如今，至少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研究，已经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
我想用自己的经历作为总结。我在牛津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我清楚地记得刚进普林斯顿时碰到的一位前辈同事，至今我仍对他满怀敬意。正当我开始热衷于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他提醒我说他也曾对这些问题兴趣盎然，但逐渐意识到不发展问题属于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因此停止了研究。我备受打击，因为如果他是对的，我所学的绝大部分关于发展的知识将一无用处，而且我对如何思考政治问题也一窍不通。现在，我有更多的理由持乐观态度。
新政治经济学致力于扩展经济政策分析的领域，进而提高经济政策分析的实用性。在探索综合运用政治学和经济学来思考重大问题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虽然任务艰巨，但基础已经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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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thyBesley，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年10月在英国社会科学院的凯恩斯讲座整理而成。作者从PeteBoetkke、MaryMorgan和TorstenPersson等人的早期评论中受益匪浅，SteveCoate也给了大量富有启发性的建议。
该领域有时也被称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ics），参见Alt和Crystal（），以及Persson和Tabell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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