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货币之谜》开了个头，今天接茬谈谈货币和经济。

一

关于货币的起源问题，得益于基础教育时代就已嵌入大脑皮层的“政治经济学”，货币的“一般等价物”属性，是先决的，也就是说，有了“交换”，才有了“货币”的土壤，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基础的货币理解是马克思的“内生货币理论”。

金库中的黄金

具体来说，就是货币具有五种主要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其中前两种职能是货币最基本的职能，后三种职能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基本职能中派生出来的。

“最基本的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早有描述，就是社会分工的发展促成了交换行为，交换行为的复杂化“自然”呼唤已经降低“交易成本”的“媒介”，而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补全了“生产劳动”部分赋予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概念，也就构成了一套由社会交易关系中自然产生的“货币理论”。

所以，就顺理成章地有了那句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马克思如何论证金银的“最终战胜”，还能想起初、高中政治课本的朋友可以自行回忆，而恰恰是“政治经济学”对“金银”尤其是“黄金”的尊崇写入了诸多国人“常识体系”的源代码，才使得《货币战争》这样的谬种长久流传，也算是时代的一景。

道理很简单，在卡尔·马克思的时代，“金本位”还是个稀罕物，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大清国，一个在为“银本位”纠结，一个还在抱着戥子和算盘对着“库平”、“漕平”、“规元”、“关平”和“鹰洋”、“站洋”的复杂兑换发愁，而在今天，“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上个世纪的老黄历了，你还在幻想1元钱人民币绑定几克“黄金”？

当然，认清“黄金”，只是给“内生货币理论”的墙角松了松土，这个“理论体系”的真正根据始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述亚当·斯密关于“物物交换”的“思想实验”只是在他的论断基础上的发展，之后还有大卫·李嘉图、卡尔·门格尔，当然，还有我们更熟悉的卡尔·马克思。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诸多先贤笃信的“物物交换”场景并没有足够的考古学、人类学的证据支持，而往往来自于个案或上述“不言而喻”的思想实验。

见戴维·欧瑞尔与罗曼·克鲁帕提撰写的《人类货币史》：

斯密和杰文斯援引的许多例子都源自当时对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社会的看法。但是，当人类学家真正探究这些文化时，他们发现虽然存在物物交换，但这是交易的特定形式，交易双方通常几乎是剑拔弩张，彼此互不信任（物物交换在人们习惯于使用货币，但是缺少现金的地方普遍使用，例如监狱）。相比之下，礼品经济显得更加重要，在礼品经济当中，交易往往采取如下形式：赠送礼品，服从公社安排、由委员会统一分配用于表明地位、安排婚姻、赔偿损失的“社会货币”等。

“礼品经济”当然不同于交换，而是一种基于“友善”的社会关系行为，相对于基于“敌对”的“物物交换”，反而更加常见，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考量，武力对抗的状态下，“交易”的成本无限大，“货币”作为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工具，也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最通俗的比喻就是：

要钱？还是要命？

战斗的印第安人，他们曾经是19世纪人类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

所以，基于事实的判断就是，“物物交换”基于的是“对抗性”的环境，而这种“对抗性”的环境对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诉求，第一位的是“保证生命安全”，也就是达成“友善”，第二位才是“更简单地交易”，所以，唯有“友善”的交易背景，才是“货币”产生的前提。

进一步的问题也就出现了，这里的“‘友善’的交易背景”是否等于“交换行为”，也就是个体“交换行为”的复杂化带来了“货币”的产生？

依据马克思的理论，商品在“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就兼具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也就是说，没有“交换”就没有“商品”，“商品”也就没有“价值”。

但是，“礼品经济”的本质并非“交换”，而是一种“价值度量”，也就是说不经交换的“价值认定”。

说得直白点，就是“价值”来自于“价值共识”，“价值共识”则来源于“社区共识”，通俗地说，“赠与者”和“接受者”都接受“礼品”的价值，“价值”就产生了。

这个“礼品”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明确的叫法——“币”。

说到这里，“币”的概念就可以与上文中“秦朝货币体系”中的一部分产生关联，正如前文中引用的《管子·国蓄》表述：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刘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