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华夏王朝文明的基石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之一，因二里头遗址而得名。它主要分布于以河南西部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时代约相当于公元前至前年。现已发现遗址余处，其中经过考古发掘的在百处左右。二里头文化具有特色鲜明的陶器群，又因这些陶器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地域差异被划分为若干地方类型。农业经济粟作与稻作并举，已有高度发达的铸铜、制造玉石器、制陶和制骨等手工业，最令人瞩目的是已掌握了用复合范制造青铜礼器的高超技术。二里头文化在广泛吸收各地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又向周边地区大幅度地施加文化影响，成为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目前，一般认为它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

二里头时代的中原周边地区，还散布着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其中与二里头文化相毗邻且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存在状况与二里头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岳石文化

在黄河下游，龙山文化演变为岳石文化。与龙山文化相比，岳石文化的版筑城防技术、青铜冶铸业、农业等均有发展，其分布范围也并未比龙山文化缩小，保持着与二里头文化相抗衡的态势。但其聚落的分布密度和居址的面积都小于龙山文化，遗物中也未发现能超出龙山文化工艺水平的精品，陶器轮制技术大大退化，器类锐减，器物由精致转向粗糙，居住建筑技术也无明显的改善。

下七垣文化

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一般认为属先商文化，是商代前期二里岗文化的前身。然而二里岗文化真正承继自下七垣文化的因素，似乎仅限于以炊器为中心的日用陶器等与民间习俗相关的若干方面。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可与二里头文化相匹敌的、显现其社会发展高度的遗存。而二里岗文化中的这类高层次的遗存，基本上都源于二里头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文化才应是二里岗文化最重要的源头。

其他考古学文化

除了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外，这一时期分布于中原周边地区、不同程度地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的考古学文化还有江淮地区的斗鸡台文化、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江汉峡江地区同时期诸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晋中地区同时期诸文化、内蒙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和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这些文化所在区域在仰韶和龙山时代大多孕育过高度发展的考古学文化，如红山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学术界一般认为属酋邦甚至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然而这些高度发展的文化与其后续文化之间却往往缺少密切的承继关系，后者与前者相比甚至显现出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停滞、低落甚至倒退的迹象，其文明或国家化进程可能也相继中断，这与二里头文化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将龙山时代及其以前华夏文明形成期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存在状况比喻为“满天星斗”的话，那么随着二里头时代的到来，这一多中心的状况即宣告终结，二里头文化成为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各族团在走向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第一支遥遥领先于其他文化的核心文化。如果说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早在公元前年至前2年之间即已萌芽，至公元前2年以后渐趋明朗，那么这一历史格局的正式形成，则是二里头时代的事了。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都邑营造的政治空间

地处中原腹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约万平方米，实际面积还要大于此。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据学者推算，二里头都邑兴盛期的人口至少应在2万人以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前时期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0人，与二里头同时期的普通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人。人口如此高度集中于中心聚落（都邑）及近畿地区，在东亚地区尚属首现。

二里头都邑功能分区

整个二里头都邑已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中心区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晚期筑有宫城，面积近11万平方米。这座始建于距今约多年前的宫城形制方正规整，它和它所圈围起的大型宫殿建筑，构成整个都邑的核心。虽然它的面积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紫禁城的面积为72万余平方米），但它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在宫城内已确认了两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它们分别以1号、2号大型宫殿基址为核心纵向分布，都有明确的中轴线。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吕氏春秋·慎势篇》中有古代国家“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说法。看来，伴随着最早的“中国”王朝的崛起，这一理念在二里头时代已经出现。

▲年宫殿区东部建筑群发掘场景

最大的1号宫殿总面积达1万平方米，主殿坐北朝南，殿前是平整宽阔、四周围以廊庑和围墙的庭院，面积约0平方米，可以容纳数千人甚至上万人。一般认为，1号宫殿应是统治者进行祭祀活动、发布政令的礼仪性建筑。

二里头大型宫殿建筑的布局结构，与西周时代青铜器铭文和《尚书·顾命》篇所提及的建筑结构基本一致。由考古发现与礼书记载的相似性，可知西周时代成熟的礼仪制度应起源于此。而这套在象征君王无上权威的雄伟的宫殿中，定期召集臣下以强化从属关系的仪式，一直延续了多年，直到20世纪初叶清王朝覆灭。

有学者推测，面积巨大的1号宫殿基址，其夯土的土方总量可达2万立方米以上。仅就夯筑这一项计算，如果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的话，就需要20万个劳动日。它的建筑工程应包括从设计、测量到下挖基槽、取土、运土、人工夯筑、垫石、筑墙到盖房等多种工序，再加上管理和后勤保障等多个环节，其所需劳动日当以数十万乃至百万计。

带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群格局，以及大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结构，都显现出王都中枢所特有的气势。宫室建筑上巨大的用工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

在宫殿区的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都邑主干道网。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宽阔平整。四条大路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它的布局与方位概念显现了二里头都邑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显著特征。

中心区的道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贵族聚居区位于宫城周围的道路外侧。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目前已发现了可能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夯土墙。这一有围墙圈护的作坊区应是二里头都邑的官营手工业区。祭祀活动区位于宫殿区以北和西北一带。这里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墓葬和其他遗迹。就目前已经掌握的情况看，其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

上述种种，无处不显示出王都所特有的气派。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营建规制，是发端于二里头遗址的。

礼乐文化确立精神内涵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保有祭祀特权与强大的军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从早期王朝流传下来的祭天崇祖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主要内容。二里头都城规划中祭祀区的存在，以及祭祀用礼仪用器，都与大型礼制建筑一样，是用来昭示早期王朝礼制传统的重要标志物。由于军事力量在立国上的重要性，青铜与玉石兵器也成为祭祀礼器和表现身份地位的仪仗用器的有机组成部分。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最先制作的是仿陶器的小型酒器爵，后来出现了温酒器等。在始于周代的爵位中，“公爵”“伯爵”等都用了“爵”字，至少表明在王朝的礼仪中饮酒是极为重要的，而二里头文化在饮酒礼仪的发展过程中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铸造铜爵等造型复杂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确地组合起内模和3件以上的外范，即当时已采用了先进的复合范工艺。而克服其中的种种困难，最终铸造出青铜礼器的内在动力，应当就是这一时期新兴王权对宫廷礼仪的整饬。

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虽较龙山时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仍有一定的原始性，合金比例的掌握也还处于较原始的阶段。但可不要小瞧了这群青铜器，它们虽其貌不扬，却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可以说，没有作为“先祖”的二里头青铜器，也就没有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的洋洋大观和司母戊大方鼎的雄浑霸气，没有其后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与辉煌。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有些属石质，学术界也把其看做文化意义上的“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大型有刃器，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或称玉铲）和玉戈；二是小型棒状的柄形玉器。

▲二里头出土的玉柄形饰

在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中，装饰品极少，二期开始出现柄形器，三期则有各类大型有刃礼器出现。这些带刃的礼玉，都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无关，而是表现贵族的权威，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在二里头遗址，这些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表明王权以及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兵器有戈、钺、斧和镞（箭头）等。其中，属于近战兵器的戈、钺、斧总共出土了4件，应当都是墓葬的随葬品。从铜钺的材质成分及刃部较钝等特征分析，应非实用性兵器，而属于礼仪用器，另外几件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可知这类兵器并非用于实战，而应是用来表现威权的仪仗用器，或可称为礼兵器。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

▲中国最早的青铜钺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它的前身石钺应是从斧类生产工具演变而来的，最初也被称为“有孔石斧”，后来作为武器使用，并逐渐演变为象征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器，也是一种用于“大辟之刑”的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横置的钺。早于甲骨文时代数百年的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就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又一个重要象征。

文化交流兼收并蓄又强力辐射

在二里头时代的东亚大陆，二里头文化的周围乃至更远的区域分布着若干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它们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与交流。这种联系与交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二里头文化周围甚至边远地区的一些考古学文化中，经常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在二里头文化中也包含着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

▲二里头出土的具有邻近文化因素的器物

二里头文化中存在少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质器物，如长流平底盉。有学者认为这类器物极其制造技术与闽浙地区的印纹陶有密切的关系，产地在南方的可能性较大；精制陶器、硬陶和原始瓷上的云雷纹以及其他一些文化要素应该是在南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

在仰韶和龙山时代，西北地区的文化总体上落后于中原，但其冶金术的发展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进步。有理由相信，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冶铜业的发达,是与中亚地区保持文化互动为前提的。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又不排除在二里头文化向西扩展并接触到西北地区土著文化如齐家文化等的同时,也从后者汲取了所需要的养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的具有鲜明的同时代邻近地区其他文化的特征。

从二里头文化陶礼器的渊源看,用于饮酒礼仪的盉、爵都应是以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鬶原型创造出来的。器表带有篦状刮痕的夹砂褐陶器,以及半月形双孔石刀等,都与二里头文化传统器物风格迥异,而同海岱地区岳石文化的同类遗物相似。二里头文化出土的罐类器口沿上常饰有捺压的花边装饰。这种装饰作风在与二里头同时代的朱开沟文化(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一带)中有较为集中的发现。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群中,还有不少来自豫北、冀南地区的文化因素，甚至还能看到关中地区瘪裆鬲的影子。

二里头遗址贵族墓出土的玉鸟形饰,与嵩山东南麓禹州瓦店龙山时代墓葬中所出同类器相近,也颇类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系统的鹰纹玉笄。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二里头遗址贵族墓所出玉鸟形饰以及某些玉柄形器,都应是长江中游的“泊来品”。

有学者根据《尚书·禹贡》等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把连接中原都城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要交通路线分为东、西、中三路。在中路和西路沿线,已发现了属于二里头文化或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文化遗存兼具南北混合的特征,似乎支持古代文献的记载，也许可说明连接中原腹心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通线,早在二里头时代即已开通。

另有学者指出,二里头遗址贵族墓出土的青铜战斧与环首刀,应属于早期北方系青铜器。而从世界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及其毗邻地区有不少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文化存在。

还有一类珍贵物品很可能来自西北，那就是海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海贝，主要用作贵族随葬。贝壳上有穿孔，可用丝绳串系起来，戴于颈上胸前。墓葬规格越高，用的海贝越多。起初研究者认为这些海贝来自中国近海。但既有的研究表明，这些海贝属暖水种，分布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而绝不见于古代东海以北的沿海。

▲长江流域出土的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器物

从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波及范围看,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陶酒器盉、爵，在二里头文化的兴盛期已到达了距中原相当远的地域。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有学者指出,这类陶礼器分布的疏密程度,并非与距中原的空间距离成反比。其出土地点,多位于距二里头文化区颇远的分布范围最大界限附近。这与日用陶器的传播方式不同,暗示这类礼器连接各区域社会的中心据点,超越空间距离传播于当地的社会上层之间。

但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始终是以我为主的“扬弃”。在这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中，二里头文化对于其他文化的影响更大。它的文明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周不断辐射，其影响力超越了自然地理单元，形成了跨区域的文化格局。

这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最终达致王朝文明的辉煌。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又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

来源：《世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