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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商王朝把都城定在郑州，就把商族人、商朝、商业“三商”文化的基因融入到了这片土地上。

商朝是商族人建立的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奴隶制国家，商族人历来重视商业和贩运贸易，史料记载夏代时商族人王亥就牵牛驾车到远方进行贸易。到了商代，疆域广大，手工业发达，位于现今郑州的商都交通四通八达，为商业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早期的贸易大多是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换，随着贸易量的增加，产生了货币。

夏代已有用贝作为货币的可能，到了商代贝币在商品交换中发挥作用已是确凿的事实了在郑州一带和安阳殷墟的商代遗址历次发掘中，都有大批海贝出土。

郑州白家庄的一个早商墓里，就有多个海贝，贝的背面钻有小孔以便贯穿成“朋”。在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经常出现“得贝”“朋来”之类的记录，正是商代商业活动得到加强的一个佐证。

周取代商之后，“牵牛车、远服贾”成为殷商遗民被特许从事的社会活动。在丧失土地的情况下，经商成为殷商遗民最主要的谋生手段，因而也使“商人”成为经商者的代名词。周代商品交易活动日益频繁，骨贝和铜贝作为货币流通，“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已经形成，商人们“聚族而居，职业世袭”。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富足的巨商和繁荣的商业中心，郑国就是以商业闻名的诸侯国之一，因其重视商人与商业，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说起春秋战国时的商人，郑国人弦高是其中知名度较高的一位。在《左传》的记载中，郑国人弦高本来要到洛阳去做生意，但在途中遇上了前去偷袭郑国的秦军，他当机立断，诈称自己是郑国国君派出的使者，用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牛来犒劳秦军。

结果秦国军队认为郑国已经有了准备，就打消了袭郑的念头，撤军回国。在《左传》成公三年记载中，还提到郑国的一位商人。当时正值晋、楚两国交战，晋国的大将荀罃被楚国俘虏，这位郑商打算营救他。恰逢晋、楚两国谈判和好，荀被楚国释放，计划才没有实施。

后来这位郑国商人到晋国做生意，荀热情款待他，如同真正救过自己一样。但是这位郑商婉言谢绝，又到齐国去做生意了。从这两个商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郑国商人的社会地位很高，不仅与各国贵族之间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且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独立的商业品格。郑国的商人地位很高，是有历史渊源的。

《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晋国的执政大臣韩起在郑国访问，想强买郑商的玉环，遭到郑国执政大臣子产的拒绝，子产对韩起说，郑国以商业立国，国君和商人立有盟誓，要保护商业自由，不能强买强卖。如果您非要那么做，您就得罪郑国了。由此可见，郑国王室与商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郑国的商人“出自周”,而这些“出自周”的商人的祖先，却是在西周初年被迁至成周的殷商遗民。这些殷商遗民回到了商人祖先立国的地方，对故土的厚爱也是情理之中。郑州的名字得之于郑国，郑国人的商业天赋也随着郑州独特的地理位置浸入到历代郑州人的血脉中。

商都风华今何在，往昔烟云堪回首。唐宋时期，郑州因为大运河的通航便利而成为商业繁盛的“八大名州”之一。

近代以来，随着郑州成为京广、陇海两大铁路的交会点，商业再度兴起，围绕着火车站，一条条商业街陆续形成，各行业百花齐放，各具特色。

20世纪90年代，由“亚细亚”等引起的中原商战“横空出世”。这次商战是郑州商业史上的一个高峰，也是中国商业的一个经典。当时郑州商业企业的活力之强、竞争之激烈全国罕见。中原商战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商业发展的奠基石。

作为国务院确定的3个商贸中心试点城市之一，郑州如今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现代化商贸城市。随着“航空港区”建设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郑州的商贸前景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