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发掘、同时也是持续发掘时间最长的遗址之一。迄今在遗址上发现了城址、大型建筑基址、普通居址、墓葬和各类祭祀遗存等。尤其是年在遗址上发现两个祭祀坑，出土了种类和数量都极为丰富的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等。这些考古发现，揭示出成都平原曾经存在的发达的青铜文化，这足以改变传统的历史观。

▲三星堆遗址

自三星堆遗址发现以来，学术界就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和三星堆文化展开了持续不断的研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我们对成都平原乃至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在三星堆文化发现与研究的历史上，年的考古发现可谓是一个里程碑。现以三星堆祭祀坑发现30周年为契机，对三星堆文化所涉及的部分问题再做一些思考。

一青铜器及其生产技术

三星堆文化作为一种青铜文化，其鲜明特征就是有大量种类丰富、风格独特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成都平原进入了青铜时代。也正是这些青铜器所具有的独特面貌与内涵，使三星堆文化与同时期的其他青铜文化相区别。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主要出自年发现的两个祭祀坑。［1］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生产这些青铜器的作坊，但由这一青铜器群的庞大数量和鲜明的地域特点，可以推定它们是在当地生产而非域外传入。如此，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制造技术的渊源便是一个关键问题。

▲三星堆1号祭祀坑

在成都平原，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已出现了成批的城址，但并没有发现青铜器或与青铜器生产相关的遗迹，这不同于北方地区在青铜器大规模生产之前已出现小件青铜器或红铜器。目前所见的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明显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即除两个坑的青铜器外，无论是在三星堆遗址还是成都平原的其他同时期遗址，都没有更多的发现。不仅如此，青铜器的生产及产品还具有被社会上层严格专控的特征，即青铜制品被集中用于宗教或祭祀活动，而没有用于社会生产、生活等其他方面。如此种种，均显示出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制造的，很可能成都平原的青铜器生产技术也是突然出现，而非在本地逐渐发展起来的。

目前在成都平原发现的时代更早的青铜器，应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4件长方形青铜牌饰。年在高骈乡出土的1件嵌有绿松石，［2］年在真武仓包包出土3件，其中有1件也嵌有绿松石。［3］嵌绿松石的铜牌饰见于二里头遗址和甘肃天水，在国外还藏有多件。在新疆哈密则发现有未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对于此类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铜牌饰，学界讨论甚多。一种意见认为其来源可能与龙山文化等东方地区的文化有关。［4］但新的研究认为，从形制、镂孔、穿孔方式等方面看，成都平原的铜牌饰与新疆哈密的牌饰联系更为紧密，而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地可假定在河西走廊，岷江流域和白龙江流域则是沟通四川与河西走廊的两条通道。［5］这类牌饰风格相近，数量不多但却分布较广。三星堆遗址除这4件牌饰外并无其他同时期铜器，这类牌饰与后来的三星堆青铜器也缺乏关联，因而它们可能是从西北传入成都平原的早期青铜制品。

▲三星堆金色人铜像

除牌饰外，在川西高原也出土时代较早的青铜器。年在四川炉霍宴尔龙石棺墓中出土直援无胡青铜戈，此类戈在郑州商城和内蒙古朱开沟遗址都有出土，宴尔龙的戈很可能是经半月形地带由北方传播而来。［6］

▲三星堆出土青铜戈

如果早期的青铜制品有可能从北方传入四川，那么铜器生产技术也有可能沿同样的路线从北方传入。事实上，早在三星堆青铜器群发现不久，学界就将三星堆的青铜文化与西亚青铜文化进行了比较。有研究认为，除了大型青铜人像、青铜神树外，还包括黄金面罩等，在类别和艺术风格上都与西亚的同类发现相近，因而三星堆文化应是在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商文化和西亚古老文明因素而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文化传播的路线可能是由西北到西南，考虑到三星堆还发现大量象牙和海贝，也不排除是经印度泊来的可能性。［7］在一些与近东文明相比较的研究中，三星堆文化与云南以及印度次大陆的联系也被进一步论及。［8］

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制造技术来自于北方的假设，首先与公元前第二、三千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相符。西亚是世界上冶金术最早起源的地区，西亚与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文化交流。在我国西北地区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揭示了这种东西之间的交流。最新的发现之一如甘肃张掖的西城驿遗址，那里可能是河西走廊的一个冶金中心，表明至迟在距今年前后河西走廊地区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冶金业。［9］如此，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生产受西北地区影响是完全可能的。三星堆的青铜器中还存锻打技术等，与中原商文化的主流技术也有不同，但却可能和西北地区有关。而由我国北方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正好也在这个东西文化交流的路线上。

其次，这一推断也与成都平原史前文化发展、演变的背景相符。近年来，在岷江上游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茂县的营盘山遗址［10］和汶川的姜维城遗址，［11］以及成都平原北部的什邡桂圆桥遗址，［12］都存在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相关的文化因素。基于这些考古发现，学界先后提出一些新认识。如认为宝墩文化很可能与岷江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有关；［13］成都平原目前所见最早的文化是来自西北的仰韶文化晚期类型，同时受到了来自峡江地区的大溪文化的影响；［14］由岷江上游来的人群最初进入成都平原时主要在北部活动，随后向平原的腹心地区移动，并最终使社会向复杂化方向演进。［15］如果史前时期的人群移动和文化传播是由岷江上游到成都平原，那么随后的青铜制品和制造技术也可以沿同样的路线从西北进入成都平原。

相比于北方的传播路线，青铜器制造技术的南方路线则不甚清晰。虽然在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象牙和海贝，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确具有某种相似性，云南也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然而在云南并未发现与三星堆文化同时期的青铜器。而且，南线并不具备前述使北线显得更为合理的两大传播背景。

除以上线索外，也不能忽视三星堆的青铜器制造技术受东方影响的可能性。在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有多个地点发现了小件铜器或与铜器生产有关的遗物。在罗家柏岭曾出土5件铜器残片和铜渣，［16］在肖家屋脊出土铜矿石，［17］在邓家湾发现1件刀形铜残片和孔雀石碎块。［18］至少在三星堆文化以东的石家河文化中，已有使用或生产铜器的迹象。三星堆文化青铜器与东方的直接联系则是青铜尊和罍。三星堆的龙虎尊与安徽阜南的龙虎尊相同，其他兽面纹尊和罍与长江中下游的同类青铜器具有相同风格。因此，学术界早已提出，商文化由中原传至长江中游，再溯江传入成都平原。［19］既然三星堆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青铜器存在这种明显联系，那就不能排除其制造技术受东方影响的可能性。不过，三星堆与长江中下游相似的铜器主要相当于殷墟时期，时代较晚。

最后需要说明，假如今后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时代更早的青铜器，或是在成都平原发现三星堆文化之前的青铜器，那也同样需要将青铜器生产技术放在冶金术起源的大背景下来认识。

二信仰与观念

三星堆文化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青铜文化，除了各类物质遗存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面貌外，更在于它们所蕴含的独特观念。

三星堆两个坑出土的遗物应当都用于宗教、祭祀活动。学术界30年来就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笔者认为，以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以青铜人像为主的器物群用以表现祖先崇拜，而二号坑出土的以太阳形器、神树、眼形器、鸟等为主的器物群表现的是太阳崇。［20］这两群遗物表明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是王权和神权并存，这一信仰体系在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中依然清晰可见。这正是三星堆文化明显不同于商周文化之处。因此，三星堆文化的信仰和观念是认识三星堆文化和社会的重要内容。

虽然从目前的考古材料中还很难获知成都平原史前时期人们的观念，但在宝墩文化中并没有发现三星堆文化这类信仰的迹象。三星堆文化的这套信仰和观念更像是伴随着青铜器的大规模生产和使用而形成的。既然青铜制品被集中用于宗教活动，技术和观念相统一，那么两者更可能有相同的来源。

前述三星堆文化和西亚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并不只限于青铜器制造技术。这些文化中的青铜雕像、神树、金器，包括为学者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