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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

西南地区古代巴、蜀两族先民留下的物质文化。主要分布在四川境内。蜀族的活动范围以成都为中心，巴族的活动范围在四川盆地东部。年代约为商代后期至战国晚期。典型遗址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有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与成都金沙遗址。巴蜀文化的特征是出土有扁茎无格柳叶形剑及铜器纹饰中的虎纹，墓葬以船棺葬为主要特色。铜兵器或工具上常铸有各种符号，有的还有文字。此外蜀文化中陶器和玉石礼器多受中原文化影响。巴蜀青铜器器形、冶炼技术、纹样风格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同时也深受殷商文化的影响。

三星堆文化

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因发现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内的成都平原，年代为夏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典型遗址以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发现的主要遗迹有三星堆古城、木结构建筑遗迹、祭坛类遗迹、器物坑和墓葬等。出土的青铜器宗教色彩浓厚，玉石器多为礼器和兵器，其中以数量众多的玉璋最具特色。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器表多素面，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以平底器最多，圈足器和尖底器次之。此外还发现有骨器、甲骨和海贝。三星堆文化可分为六期，多受到中原夏商文化的影响。

广汉三星堆遗址

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末周初的遗址。地处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境内。是由数十个地点组成的大型遗址群，文化遗存可分为四期，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为青铜文化。遗址群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发现有东、西、南三面城墙。城墙两侧有密集的居住遗址和玉石器作坊遗址、陶窑址、墓葬等。此外还发现三座祭坛类遗迹和数处埋葬有玉石礼器和青铜器的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宗教色彩浓厚，玉石器多为礼器和兵器，其中以数量众多的玉璋最具特色。三星堆遗址时期已形成了国家组织，进入了初期文明社会。与中原殷商文化关系密切。

偃师商城

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城区西部，地处洛河北岸，与二里头遗址东西相对。年代约公元前年-前年。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包括大城、小城两重城墙，城墙为夯土筑成，墙外有护城河环绕，已发现5座城门。小城位于大城南部，呈长方形，建造年代比大城早。宫殿区位于大城南部居中，自成一建筑群体，宫殿区西南和东北亦有围墙环绕的大型建筑基址群。城内北部和东北部有制陶、铸铜作坊遗址和一般居住址，城墙内侧则集中分布着若干中小型墓葬。偃师商城内既有大型宫殿建筑，又有军事防御设施，具备了早期都城的规模和特点，有学者认为即商汤所都的“西亳”。偃师商城是目前夏商时期布局结构最清楚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夏文化和商文化的分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郑州商城

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郑州市区偏东部的郑县旧城及北关一带。始建于早商时期的二里冈期下层，使用到二里冈期上层。郑州商城平面为长方形，分为内城和外郭城，城墙采用分段版筑法逐段夯筑而成，横剖面为梯形，墙体有主城墙和护城坡之分。内城东北部较高地带发现有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应为贵族居住的宫殿区。内城周围和内外城之间分布有同时代的居住遗址和铸铜、制陶和制骨手工业作坊遗址以及中小型墓地。郑州商城的发掘，对于研究商代历史和古代城市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

盘龙城

商代早期城市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叶店，年代约为公元前15世纪前后。遗址位于府河北岸高地偏东南部，平面略呈方形，城墙的夯筑技术近于郑州商城，城墙四周挖有城壕。宫殿区在城内东北部高地上，已发掘三座前后并列、坐北朝南的大型宫殿基址。城外则分布有一般居住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及墓葬。盘龙城的发现对了解商文化的分布、城市性质、宫殿的形制和建筑技术等都有重要意义。

小双桥遗址

商代中期城市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北小双桥村。遗址内发现多处夯土建筑基址、青铜冶铸遗迹、众多的祭祀遗迹以及窖穴、灰坑等，出土丰富的陶器、铜器、石器等。夯土基址表面有柱础坑，内置柱础石。祭祀坑可分为人祭坑和牲祭坑两类。陶器以夹砂陶和泥质陶为主，陶色以灰色居多，其中黑皮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绳纹为主，还发现有刻划符号和朱书陶文。铜器多为残片，首次发现商代青铜建筑构件。小双桥遗址包含丰富的文化遗存，尤其是宫殿建筑基址的发现，说明它是商代中期的一处重要都邑遗址。

中国周王朝的发祥地和早期都城遗址。位于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北部。自古公亶父到周文王晚期一直作为周人都邑，西周末年逐渐荒废。已发掘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有岐山的凤雏，扶风的召陈、云塘、齐镇等地，使用年代多为西周中晚期。在岐山凤雏建筑基址西厢房的一个窖穴内发现有西周早期甲骨，绝大多数为卜甲，大大丰富了西周甲骨的内容。还发现多处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迹，其中以扶风云塘制骨作坊遗址规模最大。墓葬分布范围很广，一般都是中小型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年代早晚不一。另发现多处西周铜器窖藏，埋藏年代多为西周晚期。周原遗址是了解西周都城布局和建筑形制结构的重要资料，对研究西周历史文化有重要意义。

周原甲骨

西周早期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分两次出土于陕西岐山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内。共有1.7万余片，其中绝大部分为卜甲，有字甲骨将近片。年代一般认为是灭商前后，刻辞文字较少而字体纤小。内容可分两类：一类为与占卜有关的少量卜辞和多量记事辞，另一类为记占卜时的卦象。周原甲骨在甲骨整治、钻凿形态和刻辞方面与商代甲骨有所不同。周原甲骨记载了不少重要史实，为研究商周关系，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西周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开创了西周甲骨文的研究。

丰镐遗址

周文王所建丰邑与周武王所建镐京的遗址，是西周王朝的都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沣河两岸，丰邑在河西，镐京在河东。遗址范围包括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等地以及昆明池故址一带，总面积达10平方公里。年代约当公元前11世纪至前年。丰邑范围内的居址和墓葬可分为先周和西周早、晚期3个阶段，在马王村和客省庄一带发现成组分布的夯土基址建筑群。镐京遗址的西周遗存可分为早中晚3期，在北部也发现大规模夯土基址建筑群；其中5号宫殿建筑基址最大，平面呈工字形，主体建筑居中，两端为对称的附属建筑。墓葬分布于丰镐遗址各处，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较大的墓葬附近多有车马坑、马坑或牛坑，出土遗物有石器、铜器、陶器、原始瓷器和原始艺术品等。此外还发现多处制陶、制骨作坊遗址和铜器窖藏。丰镐遗址对研究西周都城建制与布局有重要价值。

寰宇访碑录

清代金石学著作。孙星衍、邢澍合撰。二十卷。嘉庆七年(年)成书。载录周秦至元代碑刻目录余种，其中包括部分文字瓦当。全书按年代序列，注明存石地点、拓本藏家、书体及立石年月。传世有嘉庆、光绪刊本。后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五卷，罗振玉《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卷及刘声木《续补寰宇访碑录》二十五卷，均对是书有所增补。

列鼎制度

又称用鼎制度，目的是辨等列，明尊卑。所谓列鼎，是指在一个墓葬中发现的一组形制相同、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鼎的组合。周代的礼制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鼎以及伴随的其他铜器如簋等都是礼器，在周代丧葬制度中，只有贵族才能使用，一般平民则用日用陶器随葬。与列鼎制度相配合的是：五鼎或五鼎以上的贵族，可随葬真车真马；而五鼎以下的贵族，只能随葬象征性的车马器；三鼎或三鼎以上的贵族才能用双重椁。用鼎制度最早萌芽于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趋于成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最为盛行。初期用鼎数量与墓主身份是一致的，春秋中晚期开始发生变化，出现越礼现象，随着社会改革，用鼎制度最终遭到破坏。

族坟墓制度

西周春秋时期与实行严密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相适应一种墓葬制度。死者按宗法关系，在由国家政权指定的公共墓地中同族而葬。族坟墓分为公墓和邦墓两种。公墓是国君与显赫贵族实行族葬的公共墓地，由国家派遣官员管理，事先有一定的规划，确定墓地的范围并画成图样，按照宗法等级关系排定墓位。邦墓则是国民族葬，由墓大夫掌管。族坟墓制度是氏族宗法制度的产物，其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家长制家庭公社。不同宗族、不同身份的人死后按各自应有的规格葬入划定的地域。墓地中划分给各宗族的地域并不归该宗族所有。西周与春秋时期是族坟墓发展的鼎盛时期。战国时期，公墓实际已成为王陵区，只埋葬诸侯王及其配偶和少数宗室，一般贵族官僚则同平民一起葬于邦墓。西汉时期族坟墓制度完全解体。

商周时期巴蜀文化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金沙村。年代为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并以商代晚期至西周的遗存最为丰富。遗址东北部为大型宗庙或宫殿建筑基址，东南部为祭祀场所遗迹，还有大面积的一般居住址和西周时期墓地。出土遗物包括金器、玉石器、铜器、象牙器和陶器等，其中以太阳神鸟金饰最著名。金沙遗址初期存在大量三星堆文化因素，可能是成都平原继三星堆遗址之后的又一处中心遗址，即西周时期古蜀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对研究古蜀国历史文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东周王城

东周时代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涧、洛两河的交汇处。周平王东迁定都于王城，兴建年代不晚于东周初年，西汉以后逐渐荒废。城址平面略呈正方形，城墙用版筑法夯筑而成，北墙外有护城壕沟。宫殿建筑主要分布在城址偏南或中部，发现有两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城址中部为汉河南县城叠压，中州路一带分布有很多东周时代墓葬；北部有制陶、制骨和铸铜等作坊遗存，其中以制陶遗迹面积最大。东周王城对研究东周时代都城建制有重要价值。

中国春秋时期晋国都城新田遗址，位于山西侯马市西北。由6座城址组成，其中白店、牛村、台神、平望四城连成一片，其东为呈王古城，东北为马庄古城。白店古城年代最早，约为春秋早期，其它5座约属春秋中晚期。6座城址平面都略呈长方形，牛村古城面积最大。在牛村和平望两城内发现有建筑台基，可能是宫殿区。牛村古城南郊有大面积的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作坊遗址和东周墓葬群；呈王古城的东南为祭祀和盟誓遗址，出土有侯马盟书。出土遗物以陶器最多，其次是铸造铜器的陶范，另外还有瓦当等建筑材料。侯马晋城遗址对了解晋国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状况具有重要价值。

侯马铸铜遗址

东周时期晋国铸造青铜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位于山西侯马市西北牛村古城南，年代为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遗址内发现居住址、窖穴、陶窑等，遗迹分布相当密集。出土遗物有各种生活用品陶器和各种工具，陶范出土最多，有数万块，成组配套又能复原器形的有余套。当时可铸造的青铜器有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和货币等。陶范纹饰繁复，具有清新特色，包括人形、蟠螭、兽面等，以蟠螭纹最为常见。铸铜工艺达到较高水平，已运用焊接技术，采用浑铸法和分铸法铸造器物。侯马铸铜遗址的发现，使人们了解了春秋时期的铸造技术及其工艺水平，为研究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冶炼和铸造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盟书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或卿大夫之间订立盟约时所记录的盟辞，又称载书。多用毛笔书写在玉石薄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墨色，字体近于当时铜器铭文。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埋入地下或沉入河里，以取信于神鬼。考古发掘的盟书仅见于北方，重要者有三批：其一为春秋盟书，发现于山西侯马晋城遗址；其二三为战国盟书，分别出土于河南沁县和温县。其中以侯马盟书最为重要。

侯马盟书

春秋晚期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出土于山西侯马晋城遗址东南部的盟誓遗址。盟誓时间为晋定公时期，共余件，字迹清楚的有余件。用毛笔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接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盟书内容是表示要尽心以事其主，不背叛，不夺取他人家属资产，不与敌对方来往等，可分作5类：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和卜筮类。侯马盟书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晋国历史以及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有重要意义。关于盟主，另有赵敬侯章和赵桓子嘉等说。

郑韩故城

东周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县及其外围。西周末郑国迁都于此，韩灭郑后即为韩国都城。故城依双洎河和黄水河而筑，城墙曲折不整齐。城址平面略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中部有隔墙将故城分为东城和西城。西城是宫城，平面呈长方形；城内中部和北部有密集的夯土建筑基址，是主要宫殿区；附近发现有梳妆台基址、窖穴遗迹和配殿基址等。东城是郭城，城内发现有许多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故城内发现有春秋时期贵族墓地，平民墓多分布在城外。郑韩故城对研究东周时期诸侯国都城建制有重要意义。

燕下都遗址

战国中、晚期燕国都城遗址，位于河北省易县东南。繁荣时间主要是在燕昭王以后。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分为东西两城。东城是燕下都的主体，平面略呈方形，中部偏北处有隔墙将东城分为南北两部分。西城平面为方形，城内堆积很少，可能是为军事防守需要而建的附郭城。宫殿建筑在东城北部，以紧贴在隔墙中段南侧的武阳台为中心。在武阳台以北，依次有望景台、张公台、老姆台诸夯土台基，是主要的宫殿区，其中武阳台最高大。在武阳台的东北、东南和西南发现3个宫殿建筑群，城内还发现有多处手工业遗址和居住遗址。东城的西北角有两个公室墓区。遗址中出土有铁器、陶器以及建筑材料等。燕下都是战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对研究战国时期诸侯国都城的建制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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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东京城的布局及在都城发展史上的地位

北宋东京城位于河南省开封市，主要格局在后周时确立。有三重城墙，与唐代宫城居正北中央不同，东京城内宫城位居全城中央，内城包围宫城，其外再设罗城，形成了以宫城为中心的重城式布局，成为唐以后都城的典型代表。

宫城又称大内，呈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仿唐洛阳制度。宫城有五门，四角建有角楼。在今午朝门以北发现有凸字形土建筑台基，称为“龙亭大殿”。皇城在宫城之外，与宫城共用北墙，东西南三面另筑。

内城，又称旧城或里城，即唐代汴州城。宋代进行多次修补和增筑，金宣宗南迁后将内城向南、北略扩出，形成了明清开封城城墙的基础。内城略呈正方形，东西稍长，南北略短。有城门10座，南北各三，东西各二，另外还有两个角门。城外设有城壕。

罗城，又称外城或新城，后周建成，为东西略短、南北略长的平行四边形。有城门12座，南西各三，东墙二门，北墙四门。外城周围挖有城壕，称护龙河。

东京城的街道布局多为十字交叉，最重要的大街是中心御街，即从宫城的宣德门到罗城的南熏门。

东京城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都城特点，反映了在礼制上对皇权的强化和商品经济极大发展后都城所具有的商业与经济中心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东京城在营建上注重防御设施的修建；二、北宋中期以后，封闭的里坊制转变为开放的街巷式，城市景观大变；三、自由的临街贸易突破了“市”的禁锢，出现多处贸易中心和多种形式的贸易场所。

隋唐时期的城址类型

隋唐时期的城址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隋唐的都城，二是隋唐的地方城市。

1、隋唐时期的都城又分为两种形式：

隋大兴唐长安城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平面呈长方形，由外郭城、宫城、皇城和各坊市构成。宫城皇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各坊市分布于宫城皇城左右和皇城以南。东西两市分别位于宫城皇城的东南、西南。坊多做长方形，四周筑有高墙，整体呈棋盘状分布。

东都洛阳城夹洛河而建，整体平面略呈长方形，亦由外郭城、宫城、皇城和各坊市组成。宫城皇城位于外郭城的西北部。各坊市分布于宫城皇城以东和以南，呈棋盘状分布，均为方形，形制略小。宫城除南置皇城外，北建重城、西邻禁苑、东接东城，宫城和皇城本身又内外砌砖，戒备坚固严密。

2、隋唐时期的地方城市。隋唐时期的地方城市都是根据两京坊内十字街的设计和洛阳城方正的里坊制度部署的，可分为三种形式：

（1）、大型州府。这种城的平面布局呈方形，城内设有16个坊，城内西北隅设置衙署。

（2）、一般州府。这种州府城约占四个坊的面积，也有大小之别，平面均呈方形，城四面各开一门，城内以十字街道分成四个坊。有一些州府中西北隅设置官署。

（3）、小型州府和县城。这种类型的城约仅有一坊之地。平面呈方形，四面各开一门，内置十字形街道。

宋元明时代地方城市的类型和布局

宋元明时代地方城市发展很快，在数量上与规模上都超越了前代，特别是工商业的发达，对地方城市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按其布局可分为4种类型：

1、方形十字街式，这是唐代以来的形式。城平面多为规整的正方形，城内开十字街。城垣每面正中各开一门，多见于中原和北方地区，如山西大同、北京顺义。是当时地方城市中最流行的布局，一直到明代新建的城市也还采用，如江苏奉贤城。

2、方形或长方形丁字街式，城一般多作南北稍长的近似方形的平面，东、西、南城垣正中各开一门，城内开丁字街，东西门之间的横街将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衙署、庙学所在，南部为居民市肆，如元代应昌故城和元明通州城。

3、长方形纵街横巷式，多见于江南地区。衙署在城的中央或偏于一方，南北主干大街之间由平行的东西向小巷构成街道网，大街常傍小河，形成河路并行的水陆交通线，很有地方特色，典型代表为苏州宋代平江府城。

4、不规则形城市，多处于南方丘陵或滨水地区，城垣依地形呈曲折状，城内街道亦多随地势河湖而弯曲转折，没有一定规律，如宋元泉州城和广州城。还有一些是在水陆交通线上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自由发展的结果往往使城市成为不规则的长方形，如宋代沙市城。

唐代金银器的重大发现与分期

中国早期金银器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相比不算发达，直到隋唐时期才发生根本性变化。金银独立制作器物成为主流，彻底摆脱了为其他器物作附属装饰的地位，金银器皿类的大型器物大大增加。

唐代金银器除传世品外，大多发现于窖藏之中。重大发现有：1、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唐代金银器0余件，其中容器近件，超过以往所知金银器数量的总和，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2、年江苏省丹徒丁卯桥出土窖藏金银器多件，更加丰富了唐代金银器的资料。3、80年代陕西扶风法门寺发现大量金银器。

唐代金银器的分期：可分为公元8世纪中叶以前、8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9世纪三个发展变化阶段。

公元8世纪中叶以前是飞速发展阶段，器类有高足杯、带把杯、多曲长杯和折腹碗。盘、盆类的器物以圆形为主，也有一些呈菱花形。纹样盛行忍冬纹、缠枝纹、葡萄纹、联珠纹，花纹纤细茂密，多用满地装饰的手法，流行珍珠地纹，还流行宝相花、卷云纹等。器物体积小，但比较厚重，绝大多数器物采用捶揲技术制成。许多银器通体鎏金，制作技术多学习西方。

公元8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是唐代金银器制造的成熟阶段，基本摆脱了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完成了金银器的中国化进程。高曲杯、多曲长杯极少见，新出现了各式壶，流行葵花形的盘、盒，器体多作四、五曲花形。上期花纹基本消失，宝相花纹仍可见，折枝纹、团花纹兴起，纹样更为写实，分单元布局，留出较多空白，显得疏朗大方。器物的形制与纹样多是创新作品。

公元9世纪是金银器制造多样化阶段。器物种类大增，碗、盒、盘的形制发生大的变化，流行花口浅腹斜壁碗，四五曲花形带足盒、葵花形盘，折枝纹、团花纹继续流行，并更加丰富多彩。折枝纹种类繁多，并以阔叶大花为特点。出现鸳鸯、鹦鹉等动物题材和荷叶、绶带纹为主要边饰纹样，纹样风格自由随意，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大型器物较多，有些器物较轻薄，较粗糙，刻铭器物增多。金银器出现一定的普及，器物造型和纹样更为大众化。

捶揲技术：是利用金银板片质地较柔软的特点，通过捶击使板片材料按设计延展，形成需要的形制。一些形体简单、较浅的器皿可以直接捶制出来，较复杂的器物分别捶制，再焊接成器。器皿中的碗、盘、杯等大多采用这种方法制成。捶揲技术还用于制作花纹。有些金银板片在捶制时按底模成型使纹样更为准确。捶揲技术使金银器皿摆脱了平板单调的表现形式，器物丰富多变，形制更为随意，纹样形成了浮雕作风。捶揲技术还与錾刻结合运用。在金银器制作工艺取得的卓越成就中，捶揲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是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