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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记中，马可·波罗多次提及云南一带将贝壳当作货币使用，尤为值得探讨。

在昆明城，用海里才有的白贝壳为币，“八十个贝壳可兑换一个银币”。

在下一个城市，他继续记述了以贝为币的情形，“离开押赤城，向西走十日，便到达哈剌章省的一个主要城市，这里也隶属于大汗，由他的儿子忽哥赤在此行使皇家的职权。”马可·波罗明确地说道：在这个城市，用作货币的贝壳是从印度输入的——这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它也是破解三星堆深海贝壳之谜的关键。

原文中的押赤城，即是元代蒙古人对昆明的称呼。而哈剌章省，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即大理地区，广义则指整个云南。而游记称忽赤哥在此行使皇家职权则，也是符合史事的。忽哥赤是忽必烈大汗的第五子，年被封为云南王。

那么，游记中的这个重要城市是哪儿呢？打开地图就能看到，昆明往西略偏北，直线距离约公里即是大理——崎岖的山路远不止于此，十日的行程是合理的。而忽哥赤驻扎之地正是大理——云南首府从大理迁往昆明已是年之事。

另一句话，“该处的每条河道都出产金沙”，也为这座城市的定位提供了佐证。大理北面数十公里则是金沙江，那里出产黄金早就记载于书。“金生丽水，玉出崑岗”，丽水即金沙江之古称，古人诚不我欺也。

“从哈剌章省西行五日，便到达了匝儿丹丹省……这个地区的货币是黄金，有时也用贝壳。”游记里的省，并非当时元代的行省，视作地区即可，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行政区划大概就没有弄清楚过。匝儿丹丹是傣族生活之地，大致为沿怒江、澜沧江一带的今日云南西部与缅甸东部。按游记，从大理西行五日即可到达此地，而当地居民则有以薄金片为牙套作装饰、男子纹身的习俗。

秃喇蛮也使用来自印度的贝壳为货币。然而，让人震惊的却是接下来的记载，“此地的市镇和城堡有许多位于高山之上。这里的人死后，实行火葬，不能化为灰的骨头，就被放入木箱中，带到山上，藏在岩石洞中，以免受到野兽的侵扰。”

当我读到这一段文字时，心脏禁不住扑棱起来：天哪，这不就是僰人悬棺吗？

秃喇蛮在何处，借《元史·列传第八·速不台》可以确定。“遂出乌蒙，趋泸江，刬秃剌蛮三城，却宋将张都统兵三万，夺其船二百艘于马湖江，斩获不可胜计。遂通道于嘉定、重庆，抵合州，济蜀江……”文中记载的行军路线，按今之地理名称即为：在从云南昭通赴金沙江——诸葛亮《出师表》中的“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亦指此处，击破秃剌蛮；在至宜宾一带的长江江面上击败宋军，夺船两百，于是溯岷江上至乐山、顺长江下到重庆的通路都被打开了。

没错，昭通至宜宾这一片土地，曾经的主人就是制作悬棺的僰人。

我们的叙述再回到贝壳，用作货币的贝壳，来自印度的贝壳。前文说过，它是破解三星堆深海贝壳之谜的关键。

年，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出土了数千枚海贝。从海贝上的穿孔看，是被穿成串用于流通。海贝贮存于罍、彝、尊或人头像之内，三星堆的古蜀人显然将这些青铜器当作了存钱罐或者保险柜。

成都平原是不产海贝的，它们必然是来自沿海地区。年，笔者曾在三星堆博物馆采访副馆长邱登城，他告诉笔者，出土的海贝中有一种货齿贝，“只产于印度洋的深海区域。”

且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古印度，那些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正是将海贝穿磨成孔，以绳为串，用于贸易流通。跟三星堆相较，关山阻隔、相距数千公里的两地，为何使用货币的方式如此一致呢？

从三星堆到古印度，在高岸低谷与原始森林之间，其实藏着一条古老的国际贸易通道——蜀身毒道。身毒即印度古称，这条通往古印度的道路，又由灵关道、五尺道、黔中古道和永昌道四段构成。其中的五尺道，在《望丛祠迷雾：杜宇、鳖灵的相爱相杀》一文中曾提及，那也是杜宇从朱提至成都创建功业所经由的道路。

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提到以海贝为币的地区共有五个：秃剌蛮（川南、滇北）、押赤（昆明）、哈喇章（大理）、出产苏木和大象的罗斛国（泰国）、“省城”为永昌的匝儿丹丹（云南西部、缅甸东部）。简单把这五个区域用线串起来，就可以看出，这条线大致与蜀身毒道重合。三星堆的海贝从哪儿来，已经不言自明。

是的，蜀身毒道。

这条数千公里长的古道，或盘旋于峻岭，或蜿蜒于密林，或开凿于峭壁。年间，因人事兴废而隐隐绰绰，时断时续。通过这条路，靠人背，靠马驮，汉代蜀地的布料和邛竹杖到了大夏（阿富汗），而印度洋的深海贝也到了三星堆。